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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1603	作品名称	大般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八十四
作者	--	尺寸	25×889cm	创作年代	--
估价	450,000-900,000	成交价	RMB 575,000
材质		形制
1轴写经纸本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日本奈良时期（710-794）写本提要：经潢打纸，砑光上蜡。前有首题，品题“第三分善现品第三之三”，行十七字。首纸52cm，二十九行，有译经人。第二纸至第十五纸，纸三十三行，每纸约58.5cm。尾纸24.2cm，九行，有尾题，尾全。说明：此作品于2015年5月18日经北京文物局（京文物[2015]506号文件）审核为一级文物。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写经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与文明，多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与消化。五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由百济传入日本，加速了日本从蒙昧时期走向近代文明。然而，影响日本文化最为深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不是儒家，而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的发展，僧侣之间的文化往来更促成了日本书道的形成。佛教文化是在六世纪前半叶传入日本的，《日本书记》里曾记述在钦明天皇时代从百济传来佛教：“百济圣明壬造西部姬氏达率怒斯致契等献上释迎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井上表劝信佛法，这为佛教传日之始。佛教在日本文化中的广泛传播促成了日本书道的形成，写经也在民间有组织的形式下展开。然而，日本写经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则是在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94年），此时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视佛教为国教。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积极摄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体制，进入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太平盛世。奈良朝时期，中日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唐朝首都长安是中国佛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日本政府曾派遗唐使20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留学生，留学于长安，长期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耳濡目染盛唐文化。随遣唐使来中国的著名人物有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最澄、空海、园仁等。他们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来中国求学，作为学问来研究佛教，同时他们又都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他们在归国之际，不仅得到了佛教教义的真传，同时也带回大量的中国书法名品真迹和佛教经典，以及各种佛教艺术。由于对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恋，归国后还竭力宣扬中国文化，并模仿唐朝贵族教育制度，为改革和发展日本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各个领城均呈现出“唐化”现象。从而使日本文化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奈良时代佛教写经之所以昌盛和“唐化”现象有关，同时写经所分官立、寺立、礼立三个种类。奈良时代的写经书风大体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从大武持统朝至天平初年间（686-729），这一时期写经可以看出在残留六朝书风余韵的同时，尚处在消化吸收隋唐样式的过渡时期。第二期，从天平六年至天平胜宝年间（734-757），是奈良时代的鼎盛时期。佛教成为国家宗教，写经事业和造寺、造像一度成为国家的事业。写经都是选择最优秀的写经手抄写，使用最上等的金银泥来书写，其书风多学欧阳询、褚遂良的笔法。对于特殊的经典，流行着同一经卷的多次抄写本，并以多种版本流行于世。在佛教众多典籍之中，当时书写得最多的是《法华经》、《最胜王经》、《大般若经》、《华严》、《金刚般若经》、《观音经》、《阿弥陀经》等等。这些经卷少则上百多则达千卷以上。同一种经的大量书写，与当时的佛教组织有关，从抄写经卷上可以反映出寺院的门派、信仰等等。第三期，从天平宝字年间至宝龟年间（757-770），随着思想、经济、生活态度上的转变，其温雅的书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而取代它的则是富有创意的新兴书风。抄写佛经作为传播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媒介，它给日本带来了文化的觉醒，同时也给书法带来了启蒙。日本为了缩短与中国文化和书法的距离，在与中国频繁交往中，络绎不绝地派遣僧侣进行文化引进，建设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写经在日本书道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存在，通过写经，日本书道技艺始波及全国，使全民的书法水平迅猛提高。写经作为佛教文化传播的媒介，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为外来文化涌入日本创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写经中透露出日本人对六朝书风的仰慕，对唐代书风的吸取与借鉴，以及接受外来文化中所选择的自我否定和求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