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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4 明 天青釉盏

天青釉盏
拍品信息
LOT号 5664 作品名称 明 天青釉盏
作者 -- 尺寸 口径11.3cm；高6.4cm；底径5.8cm 创作年代 明
估价 12,000,000-22,000,000 成交价 RMB 18,975,000
材质 形制
出版：
• 名古屋美术俱乐部，《入扎会》展览图录，页十一，日本，名古屋

备注：
• 日本仁孝天皇至孝明天皇时代（乾隆时期），大德寺四百三十世法师大徹宗斗旧藏
• 昭和八年十月，大阪自治会会长自名古屋美术俱乐部入扎会所得
• 日本山形县山形市円隆寺收藏

展览：
• 名古屋美术俱乐部，入扎会展览，昭和八年（公元1933年）十月，日本名古屋
• 山形市円隆寺，“北宋汝窑青磁”特别展，昭和五十年（公元1975年），日本山形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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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在西湖月在天1
—记一件日本旧藏汝窑碗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日本旧藏一件天青色釉碗。口径11.3，足径5.3，高6.1厘米。碗直口略敞，唇部有后期加的铜扣，深腹，上腹斜直，下腹圆曲，曲线非常柔美，圈足稍高，足外壁近直，内壁斜削，整体略显外撇，足底较薄，足端圆形，略似泥鳅背足。装烧采用了裹足支烧的方法，足心有三枚纵向支钉痕，为细长的芝麻形挣钉，全器没有露胎的地方，从支钉处可见胎呈浅灰色，较细腻。通体施天青色釉，釉色稍强艳，釉层较薄，非常匀净，光洁润泽。这件器物还带有后期配制的黄铜鹰钮拱形盖。
瓷器带有原装旧盒，外层为红漆盒，左上角书写三字，为“堂き川（Takigawa）”，意为“山里的激流”，推测是这件器物的“铭”，日本一般茶会中使用的茶具都要起“铭”，这个“堂き川”的意思即给器物专门起的名，如同日本旧藏的龙泉窑“千声”、“万声”盘口双耳瓶，名为“千种”的茶叶罐等。
内层为桐木盒，盒盖上有墨书题记，共三行，最右边为“青磁”，中间为“石昌钵”三字，石昌是日本的一种花卉名，意思是种石昌花的花钵，考虑到这件碗的尺寸很小，估计难以种花，推测是造型与种石昌花的花钵造型类似，因此得名，这种碗在中国也常常称为“罗汉碗”；左边的一行字最有价值，为“前大德大徹四□□亚”，其中“前大德”可能是指以前大德寺主管，“大徹”为人名。查日本京都司文阁《美术人名辞典》“大徹宗斗之项”：“大徹宗斗（Daitetsu Souto）江户时代（1603-1868年）后期的临济宗僧人，大德寺四百三十世，讳宗斗。继承四百七世大顺宗慎之法，之后住在尼崎栖贤寺、知般若寺。殁于文政十一年（1828年），年64岁。”则大徹宗斗的生卒年为（1765-1828年）。大徹宗斗作为一个僧人之所以位列美术名人词典之中，因为江户时代开始让僧人在茶具的盒子题字十分流行，是使人感觉很荣幸之事，大德寺是茶道名家千利休修行的寺庙，让那里的高僧起铭和题字是非常尊荣之事，所以至今在日本还保存了许多大徹书写器铭的盒子。日本学者新井崇之认为此盒子上的文字应是大徹宗斗的笔迹。据记载，此后昭和八年（1933年）此器被名古屋美术俱乐部入扎会大阪自治会长所得，并于昭和五十年（1975年）在円龍寺（山形県山形市）北宋汝窑特别展会上参展（出注）。可见，这件器物从原装盒子上看，其在日本的传承可以上溯到江户时代后期。从实物的流传看，也可上推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最早的展览时间是1975年。是一件传承有序的器物。
在确认了传承以后，我们看这件天青釉碗，从造型的优美曲线，制作的精工，到釉色的匀净淡雅，再到使用芝麻挣钉裹足支烧的方法，都具有北宋汝窑的典型特征。是一件质量精良，特征明显的汝窑器物。
汝窑，是宋瓷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受珍视的一种瓷器，因其具有供奉御用的贡窑生产性质，后世的文献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表明其代表了文人士大夫清雅艺术的审美取向。宋代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2 既然是禁中所用，表明汝窑器物是供御用的。南宋人叶寘《垣斋笔衡》中记：“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3 这表明南宋时的文人，在评论各地生产的青瓷器时，就已将汝窑列为魁首，可见对汝窑的珍视。明代形成的清赏类著作中常常将宋代的许多窑汇集一起点评、记录，在这些著作中汝窑一向名列前茅。明后期逐渐形成了宋代名窑的说法，汝窑也一贯位居名窑前列，并最终列入宋代的“五大名窑”。不论我们今天如何评价“五大名窑”的概念，但其大体代表了宋代士人阶层清雅艺术的审美取向，是宋代“雅器”的代表。
由于汝窑生产的时间并不长，北宋末金军入侵中原时宫中所藏器物又大部分遗失或遭到破坏，因此南宋初年就已十分珍贵。南宋文献中称“近尤难得”应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4， 明清以来更成为宫廷所追求的收藏品，所以，现在存世的汝窑传世品，大部分原本是清宫所藏珍品5 ， 如故宫所藏的一件汝窑碗，底部还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说明清代时人们就已将这类器物认定为汝窑瓷器6 。据统计存世的汝窑器物总数尚不足百件7 。这些传世的汝瓷，釉色多呈天青或天蓝色，釉质光洁温润，匀净淡雅，堪称水天一色；汝窑的胎质细密，呈香灰色。造型十分典雅，制作非常规整、精致。综合言之，器物充满了典雅之美。这种以纯净的釉色见长的雅器，正是北宋士大夫阶层所孜孜追求的，因而受到了以文才著称的徽宗皇帝的青睐。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1987年确认了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就是汝窑的烧造地点8 。1999年在清凉寺村内发现了汝官瓷集中生产区，2000-2002年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多平方米，发现了面积达一百多平方米的汝官瓷废品堆积层，出土的瓷片中天青色汝瓷的数量占到了99%。
另外发现了窑炉、作坊、澄泥池等大批各种遗迹，包括了瓷器生产备料、成型和烧成等三大功序的设施。使我们了解到在这个不大的范围内，是集中生产汝官瓷的区域，还发现了用作原料的玛瑙矿石。产品单纯，制作精良，技术创新，工艺保密9 。2011至2016年，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2000至2002年发掘的天青色汝瓷生产区的周边地区（第Ⅳ区）进行 了6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又揭露出一批遗迹。出土了大批遗物10 。2011年以后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前期发掘区的周边地区，发掘清理的北宋时期的地层并不多，但却发现了许多金元明时期的地层和遗迹，出土了同样精美的器物。
其中在金代初年的地层出土了一些天青釉瓷器，还出土了仿青铜器造型的器物，这些地层出土的器物与2000-2002年发掘的宋代地层中出土的天青色汝瓷器物有了较明显的变化，被发掘者称为“类汝瓷”，还有一些青绿釉器物以及大批素胎器物，这些器物与北宋时期的汝窑有承继关系，又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笔者同意发掘者的判断，其应为金代初年的遗存。2011-2016的发掘表明北宋末期烧制天青色汝瓷最核心的区域就是2000-2002年发掘的区域和周边不大的区域，面积应不超过2000平方米。
通过对宝丰清凉寺窑址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对天青色汝瓷即汝官瓷烧造区的发掘，使我们对汝窑的生产情况和一些重要特点和变化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对判断天青色汝瓷的烧制阶段有了更多的判断依据。我们看到，经过对清凉寺窑址十余次的考古发掘，可以将天青色汝瓷烧造区（IV区）的遗存分为几个阶段，汝官窑区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中将此区的遗存分为两个阶段：汝窑的初期阶段和汝窑成熟期。汝窑初期阶段的瓷器以青釉瓷为主，还有少量白釉瓷和黑釉瓷，发掘者报告有极少量天青色汝瓷，但并不能确定，也与后来的天青色瓷器差别较大。此时汝窑的产品面貌基本与汝州地区同期的一些窑场生产面貌相同，只是在生产质量上略高于其他窑场的一般水平，因此应该不是贡御的汝瓷。汝窑的成熟期发掘出土了各类瓷片50多万片，其中天青釉汝瓷器占99%。
器物的造型与初期阶段，或同时期其他窑场生产的器物有较明显的不同，高而外卷或上宽下薄的圈足带有与金属器接近的形态。釉色以天青、淡天青为主，淡青釉、青绿釉也占一定数量，略呈乳浊状。胎色以灰色和浅灰色为主，也有少量呈灰褐色的，胎质较细。器物的造型都十分规整，制作精良；以素面器物为多，只有少量的刻花装饰；多数器物采用裹足支烧的方法烧制，支钉细小如芝麻，少量为裹足刮釉垫烧，但均施满釉，全部采用匣钵单烧，表现出制作的精工。这一时期的遗存应该是贡御用汝窑的典型代表。在属于成熟期汝窑的主要遗迹一号作坊（F1）内铺垫的料泥层的最底部发现了“元符通宝”和“政和通宝”各1枚，成为该作坊的断代依据。
据此，成熟期汝窑的烧制上限应不早于政和年间（1111-1118年）。汝官瓷的停烧时间不会晚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所以，如果汝窑始烧于政和元年，则其烧制时间只有17年（1111-1127年）。这时期汝窑使用一种椭圆形的馒头窑烧制，窑炉很小，窑床面积不足2平方米，因此，生产时间短，使用的窑炉又很小，使得汝窑的产品当时就非常稀少。2011-2016年的6次发掘中，在金代地层中仍然出土了一些天青色釉的瓷器，但胎体较厚，足部变成了近似平齐足的玉环形足，即足底平切，不再有上宽下薄和外卷的现象，并有一些仿青铜器造型的器物，这些地层出土的器物与宋代地层中出土的天青色汝瓷器物有了较明显的变化，被发掘者称为“类汝瓷”，笔者认为其很可能是金代初年为伪齐政权时期生产的，所以这些天青釉瓷器也不属于汝窑的范畴。真正的汝窑瓷器，仅指报告中所说的“汝窑成熟期”，最多仅生产了17年11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认为是汝窑生产阶段的短暂的十七年中，汝窑其实一直在进行工艺创新的探索。其面貌还在发生着变化。尽管发掘者在正式的发掘报告中将汝官瓷烧造区的遗物分为了两期，但在他们2000年发掘结束后所撰写的发掘简报中，根据2000年发掘的500余平方米的出土物，将这一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出土物“以白釉瓷为主，其次是豆青釉和青绿釉，天青釉瓷片较少”，这一阶段对应后来所说的汝窑初期阶段，不属于御用汝窑。第二阶段以天青色汝瓷为主，占了99%以上，第三阶段，也生产天青釉瓷器，大量出土素烧瓷片12 。尽管后来他们将当年划分的第二、第三阶段合并成了汝窑成熟期一期，但实际上成熟期里还包含了早晚两个发展阶段。
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两个变化是，成熟期较早阶段没有报告有素烧器，匣钵外面涂抹一层耐火泥的占50%；成熟期较晚阶段，大量出土素烧器，匣钵外壁涂抹一层耐火泥的占到90%，“试烧插饼和试烧插片（火照）在本阶段中大量使用”。
仔细研读，正式报告中也在多处有汝窑早、中、晚期的提法，也有用“中期”对应原来简报的第二阶段，用“御用汝窑的鼎盛阶段”对应原来的第三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素烧器的出现和匣钵外壁普遍涂抹耐火泥的现象都是出现于第三期的。这表明成熟期的汝窑在技术上有过重要变化，应该还可以进一步分期或分段。这两项变化反映了重要的工艺革新，大量出现素烧器，是采用厚釉工艺的表现，即先将器物胎体素烧，使其硬化，然后再多次施釉或施特别凝厚的釉，烧成后的瓷器釉层较厚，釉质凝厚，十分温润，常常有“鱼鳞开片”，这种现象在南宋官窑中就普遍出现了。厚釉工艺是在青瓷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技术进步。
在北宋官窑尚未被发现的今天，汝窑的厚釉工艺是这项技术的最早例证之一，以后对南宋官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匣钵外涂抹耐火泥，这与晚唐时期越窑开创的釉封匣钵有相同的功效，即可以在匣钵内形成非常纯的还原气氛。由此我们看到，天青色汝瓷在创烧伊始就采用的分相釉的技术，这一技术可能在汝窑初期阶段就出现了，而在汝窑烧制了一段时间以后，窑工们才开创了厚釉工艺。在汝窑后期阶段大量出土火照，是因为厚釉工艺分成了第一步的器物烧和第二步釉烧，釉烧阶段为了达到分相釉的烧成，需要有特定的烧成曲线，很好的控制窑火，导致了大量使用火照。
今天我们看传世的汝窑瓷器中，也包含了两类不同的釉质的器物，一类是釉层不厚，但釉质非常匀净的，本文所说的日本旧藏罗汉碗就属于这类，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所藏的所谓“无纹海棠盆”，也应是这一类。另一类是釉层较厚，常常布满鱼鳞开片的，是采用了厚釉工艺生产的，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汝窑花口盘，就是这类。由此可知，日本旧藏的这件汝窑罗汉碗，属于汝窑烧制期间较早阶段的代表性器物。因此釉层较薄，但异常匀净，釉色稍为强艳。
关于这件汝窑罗汉碗为什么在很早阶段就传到了日本，也是颇有意思的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中，一般认为汝窑是专门贡御的窑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笔者曾根据古代文献，考证汝窑是在王安石变法以后，官府的供送系统发生变化以后，变法的新党推出的一种承包购买制度的产物，是官府“置场”生产御用器物的一种生产体制，属于贡窑。是从哲宗时期开始推行，在南宋时一直实行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贡窑的性质，具有在完成贡御任务后还可以出售的特点，与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所有产品都要贡御，选余的器物要集中打碎掩埋的制度不同13 。这里容不赘述。
从文献和考古材料可见，汝窑的产品应有部分是供宫廷使用的，具体的管理方式是由官府派人挑选出好的、合格的产品以供官用或宫廷用。宫廷所用的瓷器是由管理皇帝日常生活的“六尚局”的属官“典御”或“奉御”去挑选。关于汝窑的一条重要的文献记载见于南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卷五，“定器”条：“又汝窑，宫中禁烧14 ，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15 。这段记载是论汝窑者最常引用的文献，以上所录为通常的标点。然这段记载中却有多处使人不解或明显讹舛之处16 。经过校订后应为：“又汝窑（为）宫禁中烧（者），内有玛瑙未为油，唯供（典或奉）御检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17 这说明汝窑是一种官府定烧的方式，并且是贡御用的。根据宋史记载，典御使或奉御使是监掌供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等的“六尚局”的长官18 。则典御使或奉御使亲临拣选，表明汝窑是供宫廷使用的，至少有一部分是供六尚局使用的。
典御使或奉御使捡选合格、优质的器物后，剩余的产品还可以出售。特别需指出，选余的产品并非都是次品，因为官府所选的器物是要付钱的，在选取一定数量后，依然会留下精美的器物。因此，南宋初年，在宫中所用的汝瓷经宋金战争而损毁、遗失殆尽时，权臣张俊还可以一次向高宗皇帝进献二十余件精美的汝瓷19 。关于汝窑，现在所存的北宋人的文献记载有两条，其中一条是释惠洪的《无学点茶乞诗》，诗曰：“政和官焙来何处，君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缺文”20 。可见作为僧人的惠洪十分推崇使用汝窑器作为点茶器具。推测汝窑当时颇受佛界人士的青睐。汝窑的茶器亦是当时文人雅士们所喜爱的茶具，与景德镇青白瓷盏和建窑鹧鸪斑盏同为民间所好之器。并非为皇家所垄断使用。在发掘区内发现的瓷片堆积内主要是废品和窑具，没有发现南宋官窑遗址和明初景德镇御器厂遗址发掘中发现的专门掩埋次品的瓷片坑。证明选余的产品并未留存在窑场里，而是出售到了民间。宋代时，有颇多日本僧人在中国习法，也带回了中国的饮茶习俗，如大胆推测，这件器物甚至有可能是当时就被僧人带到日本，留存在寺庙之中，后被大德高僧大徹宗斗亲自题写器物名称。
在汝窑的发掘报告中，可见这种罗汉碗是当作台盏或劝盏的盏使用的，表明其确为茶酒之具。另外，根据早期简报所列的地层，这种罗汉碗也多出土于汝官窑较早阶段的地层中。
1.此句来自金庸《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五回，《荒村野店》一回全真七子出场的诗，有禅意，与本器颇可对应。诗句所描述的场景也与汝窑天青的釉色贴合。诗曰：“一住行窝几十年，蓬头长目走如颠。海棠亭下重阳子，莲叶舟中太乙仙。无物可离虚壳外，有人能悟来生前。山门一笑无拘拟，云在西湖月在天。” 金庸：《射雕英雄传》，第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992-993页。
2.（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22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版。
3.（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9，“窑器条”，362－363页，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年版。
4.（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定器”条：“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2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5.包括海外收藏的汝窑器物，大多是从清宫中流出
6.故宫博物院编：《汝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窑瓷器荟萃》，98页，图31，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
7.孙新民先生的统计为66件，见孙新民：《宝丰清凉寺窑址瓷器与汝窑传世品的比较研究》，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安金槐先生纪念文集》，372页，附表，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最新的统计数字是92件，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汝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窑瓷器荟萃》，附录：《世界各地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传世汝窑瓷器》，280-282页，故宫出版社，2015年。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11期，1-14页。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10.赵宏等：《2012-2014年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陶瓷考古通讯》第四辑，2014年4-6页。郭木森：《清凉寺汝窑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丰汝窑博物馆编著：《梦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集粹》，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275-280页。赵宏：《汝窑2011—2016年考古新发现》，上揭《梦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集粹》，253-274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1期，42-59页。
11.秦大树：《汝窑的考古资料释读及生产体制探讨》，《华夏考古》2020年3期，90-103页。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11期，4-22页。
13.秦大树：《汝窑的考古资料释读及生产体制探讨》，《华夏考古》2020年3期，90-103页。
14.此句前人就已存疑，《景德镇陶录》卷九引此文时即改做“宫禁中烧者”。（清）蓝浦乾隆六十年（1795年）著，郑廷桂嘉庆二十年（1815年）增补，《景德镇陶录》卷九《陶说杂编下》，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翼经堂同治九年（1870年）重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11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13.
15.（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213页。
16.《清波杂志》本身就有所提示，该书卷八云：“印板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若麻沙之差舛，误后学多矣”。《清波杂志》现存宋刊本（即《四部丛刊》影印本）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前言》指出该书错讹数处，指出“宋本也远远不是完美无暇的”。见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9-10页。
17.此段李民举已有过考论和校订。见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8期，47-54页。
18.《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四》：“殿中省，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供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令，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总六局：曰尚食，掌膳羞之事。曰尚药，掌和剂诊候之事。曰尚酝，掌酒醴之事。曰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曰尚舍，掌次舍幄帟之事。曰尚辇，掌舆辇之事。六尚各有典御二人，奉御六人或四人，监门二人或一人。” （元）脱脱《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3880页。
19.（宋）周密：《武林旧事》卷第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条，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168-178页。事实上，今天的传世品中，应该就有张俊进献的这批汝窑，从宋宫中一直流传至今。
20.（宋）释惠洪：《无学点茶乞诗》载（宋）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八，《四部丛刊》景明径山寺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