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5668	作品名称	清乾隆洋彩御题诗芍药花口瓶
作者	--	尺寸	高17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10,000,000-15,000,000	成交价	RMB 12,075,000
材质		形制
出版： • 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拍卖十五周年精品集·古董珍玩卷（上）》，322页，编号398，2020年「大清乾隆年制」款备注： • 欧洲藏家旧藏 • 香港保利拍卖，2013年04月07日，编号786，成交价 HKD 19，550，000 此件拍品处于保税状态下，具体信息请联系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董珍玩部工作人员。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 —清乾隆洋彩御题诗芍药图花口尊 (撰文/黄清华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赋诗，为乾隆皇帝终身嗜好。他总是在诗词歌赋的文艺创作中寄情娱乐，曾自述：“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时人谓之：“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因此，弘历在其八十九年人生中留下四万多首诗给后人，堪称空前绝后。当中不少是赞咏古今名花的诗文，反映弘历机暇清赏的心得和愉悦。嗣承大位之后，他往往雅兴十足地将此番赞咏之情移至御瓷烧制之上，以“一器多花多诗”和“一器一花一诗”的造物组合付之成器，使得一物之内，诗画相映同辉，书法印章各见真味，成就有清一代御瓷艺术创造的非凡篇章。近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载：“康雍乾三朝绘画不题字之品为最多，有题字者较少，若题字必精楷，又以御制诗为至珍贵。” 诚如前贤所言，目前传世的乾隆朝御瓷之中，书写乾隆皇帝御制诗文者非常珍罕，检阅世界各地公私典藏，仅知一百余例，多见三清诗茶具和各式壁瓶，除此之外，还有极少数的文房和陈设器。这些带有御题诗文的器物，无疑都是置于乾隆皇帝身边，深受其钟爱的心头之物，工艺水准自然登峰造极，是次拍品【清乾隆洋彩御题诗芍药图花口尊】正是个中之佳例，处处彰显出十八世纪宫廷精心恭造的无与伦比之隽雅气质。该拍品造型尊贵典雅，线条起伏优美，瓶口和底足均作十出花口，制作规整，尤为罕见者则是肩部与胫部随形皆作浅浮雕处理，使得纹饰立体感增强，上下层次过渡鲜明，构思巧妙，为乾隆御窑上品佳器之典范，并且高不盈尺，更显秀巧，惹人怜爱。与别致的造型相比，纹饰布局设计则更显匠心独具，颈部、胫部以藕粉色釉为地，内以洋彩绘各式花卉纹样，设色鲜妍佳妙，使用了洋彩特有的圆状光点装饰，配以翻卷的枝蔓，洋溢出浓郁的巴罗克风格；外底通施松石绿釉为地，匀净厚润，中心书矾红“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方章款；腹部则以清透滋润的白釉为地，一侧绘嫣红、藕粉、雪白三树芍药花，或绽放枝头，风姿绰约，或含苞待放，楚楚动人，周围点缀有奇石仙芝，营造出一片清新雅逸之妙境。另一侧以墨彩隶书书写赞美芍药冷艳脱俗的御题七言律诗一首，笔力雄健，气度不凡，诗文为“秋水盈盈漾远空，芙蓉寂寞碧波中。难将冷艳供群赏，且趁寒晖放晚丛。绿盖光沉擎玉露，霓裳彩褪老金凤。爱看三五踈星似，漫忆繁华十里红。”后落“乾隆御制”款及“乾”、“隆”一朱一白连珠篆印，彰显出其高贵的宫廷御制身份。开卷延展，画诗书印皆具，犹如一幅赏心悦目的工笔花卉画，在体现皇家气度的同时，荡漾出一份婉约的文人意趣，与雍正已降的珐琅彩瓷器可谓一脉相承，令人称道。乾隆一朝彩瓷最重大的发展正是洋彩的兴盛与流行。洋彩系十八世纪清宫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它是雍乾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廖宝秀女史的研究认为，区分乾隆时期洋彩与珐琅彩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瓷器上题诗、印记的不同，前者多装饰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后钤代表皇帝身份的“乾”、“隆”，“乾隆宸翰”，“惟精惟一”等印玺；后者则是多择隋、唐、宋、明人的诗句，后钤与诗句内容相关的闲章。依据此论断，再结合各式辅助花卉纹样，皆使用了光影明暗技法的特点，可认定本品属于乾隆朝御制之洋彩瓷器，这与清宫旧藏同类洋彩器皿的气息一致，风格相同。有清一代，在御瓷上运用当今皇帝御制诗文装饰始于乾隆朝，这一瓷艺的创新是由榷陶官唐英承命完成并将之发展成为一代瓷苑珍品。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御窑第一次烧造御题诗文器皿为乾隆七年。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唐英在从景德镇回九江关的途中接到乾隆谕旨一道：“奉御旨，将御制诗一首，交唐英烧造在轿瓶上用，其字并宝玺酌量收小，其安诗地方并花样亦酌量烧造。” 于是，唐英即回厂署，率领御窑厂众能工巧匠，经过奋战十七天之后，第一批御制诗文轿瓶遂成，其“字分四体，与瓶式配合，以避雷同”。唐英在奏折中云：“御制诗笺暂留窑厂收贮，以便奴才于来年春到了开工时，另酌变款式再制轿瓶几件。”乾隆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在奏折上朱批：“所办甚好，知道了。” 此后，唐英督烧的御制诗文器皿不仅限于壁瓶一种，而是日趋丰富，风格多样，形成乾隆早期流行御制诗文装饰官窑瓷器的风尚。其中装饰赞咏名花御制诗文的器皿虽然烧造数量不多，但风格特殊，尤为引人瞩目，其装饰特色可分“一器多花多诗”和“一器一花一诗”两类。后一类主题突出鲜明，将弘历赞咏物件与诗文融汇得更为紧密，装饰效果自然佳妙，例如咏菊花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乾隆八年磁胎洋彩诗句菊花玉梅瓶一对】（典藏号：故瓷17913、17914），咏碧桃者，则对应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乾隆九年磁胎洋彩汝釉碧桃诗意双陆瓶一对】（典藏号：故瓷17498、17497），当中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清宫旧藏【乾隆磁胎洋彩诗意花卉纹牙签筒八件】，一侧分别绘出芍药、杏花、牵牛花、虞美人、李花、山丹、秋海棠、菊花等八种名花，另一侧则为乾隆皇帝为之所写的赞咏诗文，其诗文皆出自乾隆御题邹一桂《花卉册》十二首之中。该拍品属于“一器一花一诗”式样的御制器皿，其赞颂对象为芍药花。芍药是我国最古老的花卉之一，其花妩媚多姿，芳香馥郁，因而与牡丹并称花中二绝，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又被称为“五月花神”。扬州栽培芍药历史悠久，其始于隋唐，盛于宋朝，红极一时，与牡丹齐名，有“洛阳牡丹，广陵芍药”之说，苏东坡曾赞“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宋人王观撰《扬州芍药谱》一书主要记述扬州芍药的种类、栽培与欣赏。清代康乾时期，扬州芍药的再度繁荣。从《扬州画舫录》中看，乾隆之际扬州北郊自茱萸湾至大明寺，以及湖上特别是筱园一带，每年暮春，芍药盛开，花似锦绣，吸引各地文人墨客前来观赏，为江南一大景观。故乾隆皇帝在御题邹一桂《花卉册》十二首之“咏芍药”诗中谓之“第一扬州种色殊”。乾隆皇帝对芍药喜爱尤甚，在童年的记忆中已经深深烙下美好的印象。清宫旧藏《胤禛观花行乐图》描绘胤禛带着年幼的弘历端坐在园中观赏，极目之处皆是妍放的芍药，色彩缤纷，醉人心扉。（图一）乾隆后期，沈阳盛京修建文溯阁，弘历专门在阁中园区设芍药圃、梧桐院等，作为他“东巡”时的读书之所，如此设计，可推知弘历对芍药相伴读书必定深觉惬意。正因为芍药如此妍美和予人醉心，让诗情四溢的弘历不禁吟出一首首赞歌。乾隆御窑装饰所使用弘历本人的诗文，既来自弘历登基以后所写的御制诗，还包括弘历身为皇子时期的作品，即是其诗作分别来源于《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和《御制乐善堂全集》。在唐英榷陶时期，御瓷所用诗文大多出自乾隆二年刊本的《御制乐善堂全集》。《御制乐善堂全集》是弘历居藩期间诗文作品的结集，乾隆二年(1737)奉谕旨由武英殿雕梓发行的，它集中反映了涉世未深的年轻皇子弘历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以及闲适恬淡的心境，其中浸透着正统儒家的教条和理念。全书凡四十四卷，是刊行于世《御制乐善堂全集》的第一个正式版本（初刊本）。根据乾隆朝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皇帝曾对造办处下旨：“总管王常贵交御制诗四套。传旨：着赏唐英，嗣后烧造磁器，应用诗之处即用此诗捡选烧造，不必用《乐善堂》诗文。钦此。” 由此可知，乾隆十七年以前官窑上的御制诗主要来源于乾隆二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十七年之后则改为以乾隆皇帝登基后所作的诗文为主。这前后的变化，在现存的御制诗文瓷器中皆得以印证。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乾隆皇帝对于年少时的部分诗作不甚满意。六年之后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降旨收缴改订《乐善堂全集》，谓之:“今日偶阅《乐善堂集》，缘初刻所存卷帙颇繁，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 同年修订工作完成，命为《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较之《全集》，存者十之五六云”，即是定本比初刊本减少接近一半的内容，删去甚多。正基于此变故，目前清宫现存一些乾隆御瓷上的御制诗文在乾隆二十三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中不见著录。例如清宫旧藏【清乾隆粉彩御题诗四季花卉瓶】（图二），采用“一器多花多诗”的形式，分别绘制牡丹、荷花、芍药、梅花四种花卉，并配以四首御制诗，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澳门艺术博物馆着《斗色争妍——故宫藏清代御窑瓷器精品集》彩版87，页224、227。其中咏牡丹、荷花的诗文在乾隆二十三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找到记载，但是咏芍药、梅花的诗文则无载。照前所述，【清乾隆粉彩御题诗四季花卉瓶】是使用“乐善堂诗文”的瓷器，其烧制时间应在乾隆十七年以前，诗文所依据是乾隆二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初刊本。既然证实咏牡丹、荷花诗文是“乐善堂诗文”，那么咏芍药、梅花的诗文也应一体相同，由此可认定，此瓶四首诗原本皆出自乾隆二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只是在乾隆二十三年修订将咏芍药、梅花二诗从中删去。本拍品所写之诗文与【清乾隆粉彩御题诗四季花卉瓶】“咏芍药”诗文同为一首，隶书风格相同，收录于乾隆二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中，借此亦可判定本拍品烧造的烧造时间应在乾隆十七年以前。雍乾时期，清宫烧制高端御瓷，在将木样或画样送至御窑厂以前需要历经繁复严格的程式，皇帝本人往往在其中充当重要的主导角色，对于造型、纹饰、款识等设计无不加以具体的指导和定夺，处处体现皇帝本身的审美要求，这一点在本拍品的绘画和书法二项表现尤甚。本拍品所绘芍药，风姿妍美，所依粉本必定出自名家之手。前述提及清宫旧藏多件洋彩御瓷所绘的名花纹饰，皆摹自邹一桂的画作。弘历对邹氏颇为赏识，喜爱邹氏的精致画风，在登基以前即曾多次赋诗赞咏邹氏的佳作。因此，本拍品所绘芍药的粉本应是邹一桂奉承谕旨精绘而成。邹一桂（1688—1772）画家、诗人，江苏无锡人，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邹氏是恽寿平之婿，得其真传，尤擅工笔花卉，清润秀逸，工致而雅丽，穷神而达化。所画《百花图卷》，各系一诗，进呈后，弘历也题了绝句百首，因得一时之荣。本拍品所书隶体诗文，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畅圆润，笔力劲健凝练于内，字字皆可以玩味，不愧书家之笔。乾隆朝弘历对大臣于敏中、梁国治二人书法尤为喜欢，此二人时常承命在书画作品上恭题诗句，以隶书最为擅长，以致目前所见清宫旧藏的许多玉器、木雕、珐琅作品皆留有其书法。参照同类，本品所摹写之隶书似应出自于敏中之手。于氏，为清乾隆二年（1737年）丁已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书华严、楞严两经。后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正总裁，文华殿大学士。由此可知，清宫在烧造此类洋彩御瓷之前，先由乾隆皇帝自己钦选御制诗文，内务府承命循例出具画样，遂命邹氏绘芍药画稿，于氏写隶体御制诗文，再交付唐英督理的御窑厂画师临摹而成。装饰赞咏名花的御制诗文瓷器，存世罕见，其中采取“一器一花一诗”形式，在纹饰、诗文布局、印章与本拍品类近者只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洋彩菊石御题诗文灯笼尊】（图三），一面绘丛石中群菊怒放，一面留空处隶书乾隆皇帝咏菊诗文，后署行书“乾隆御题”，钤“乾”、“隆”白朱文二章，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页79，图41。而赞咏物件相同者唯见前述清宫旧藏【清乾隆磁胎洋彩诗意芍药纹牙签筒】（图四），仅此一例，如此视之，可鉴本拍品之珍罕可贵。另外，作为本拍品宫廷尊贵身份象征——“乾”、“隆”一朱一白四方篆章，既独立使用于一件器皿之上，亦可与弘历的其他闲章连署。独立使用的实例以壁瓶最为流行，除此之外，与本品类似的陈设琢器目前所知不过三例。篆章虽小，却最见人文意蕴，不可或缺，如何钤署，绝非随意而为，必经弘历本人精心思量。由钤章一处亦可窥知本拍品的珍稀性与特殊性。本拍品将乾隆皇帝的诗情与宫廷书法、绘画艺术融冶为一体，借瓷器为载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它不但寄托了乾隆皇帝对芍药的无限情缘，亦汇合了诗画之妙与书印之美，令文人之雅臻于无穷之佳境。《戏题阶前芍药》【唐】柳宗元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孤赏白日暮，暄风动摇频。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芍药》【唐】王贞白芍药芍药承春宠，何曾羡牡丹。麦秋能几日，谷雨只微寒。妒态风频起，娇妆露欲残。芙蓉浣纱伴，长恨隔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