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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1214	作品名称	刘麟与朱射陂书册页（十四开）
作者	刘麟	尺寸	23×11cm×14	创作年代	--
估价	550,000-650,000	成交价	RMB --
材质	水墨纸本	形制	册页
著录：《刘清惠公集》卷九，“与朱射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题识：拜教朽生刘麟顿首拜，射陂先生古文行大贤阁下。壬子仲冬十二日，奉远示得诸文迹，真拜教也。惊喜欲狂，第一得承文况健胜，大慰大慰。二则捧诵所书传文，噫嘻珍哉。蠢蠢凡夫，日学延年，今得不死，不既多乎。仰观来制，句法简严，上属章程，段落森张，总成鸿构。潜已业如友古人，噫嘻哉，蠢蠢凡夫，何以得此。慨然金丹换骨，君即与心讼，或乖衮命。有如此口，凡得文者，例皆刻石，麟能刻骨躯壳，虽衰，中勇尚在，敢以奉复。惊喜至鬼物易须，顿忘本来面目。不知许与有无，又不知何修可以籍此，或曰后是可盖前愆。麟敢不内图，当不以凡庸累此。若有命，自天何事于三，惟高明察之。近有拙谋，杜撰一图自课，大都放浪形骸。鄙远尘，爱若君诗，所谓长跪授老易者。自聆此曲，每怀企及，脱吾未然，血气间投，旋亦自复谨图上呈，伏惟裁正。已具一牌面，藏之犀角杯中。倘幸采纳，先生报主功成，或可同归寿域，不然涂抹掷还，别示道门，万万不弃，已奉之教。今精书通卷，已受用不尽，什袭于祖考，衣冠小寝，朝夕省览。又有人之清若傲弟，蓄于仁兄，惟横索珍奇，不知尽欢失度之有罪也。万感万俱，厚施之下，用力孔艰，对便铺怀，颠越迷乱，不知所云。望日拜教朽生刘麟拜。外附黩：湘箸一束，非白金束之不可。犀杯一圆，解酒毒，非黄金锢之不可。湖紬一端，高等女红可作青袍。徽扇一柄。五行牌，见道人况味。引日图，求批抹，并冀挥存纳敬。麟又拜附寄升庵太史书小竹筒一枚，已告满子能觅它便，更妙。麟又拜。钤印：北海献官、剩住华阳楼中说明：上款“朱射陂”为朱曰藩（1501-1561），字子价，号射陂，江苏宝应人，朱应登之子。嘉靖二十三年（1544）中进士，授乌程令，又得与刘麟等结社岘山的湖州文人游处。官至九江府知府。朱曰藩隽才博学，以文章名家，有《山带阁集》。刘麟，字元瑞，湖广安仁人。弘治九年进士，历守绍兴。正德中，除刑部主事，历郎中，曾知西安府。嘉靖七年为工部尚书，致仕。学者尊称其为“南坦先生”，与顾璘、徐祯卿并称“江东三才子”。好楼居，力不能营，索文徵明绘神楼图，字之曰高明所，集古诗十六题以自况。书法宗羲、献。醇古简足，可砭今人好古作异之病。刘麟（1474-1561），字符瑞，号南坦，江西饶州府安仁县（今江西余江人。嘉靖七年（1528以工部尚书致仕。刘麟早年与朱曰藩之父朱应登为友，再加上顾璘、徐祯卿，时称“江东四大家”。朱曰藩（1501-1561），字子价，号射陂，江苏宝应人。其父朱应登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称“十才子”，又为“弘治七子”之一，还与顾璘、陈沂、王韦并称“金陵四家”。朱应登与唐寅同为弘治十一年（1498）的举人，第二年，朱应登中进士。之后去延平赴任之时，文徵明为其绘《剑浦春云图》（天津博物馆藏）。由于家学渊源，朱曰藩“幼而解音律，作诗句卓荦不群”，“不屑屑章句学，暇则读古文，学为古歌诗，驰志建安黄初间”。后来钱谦益便将金陵文学之初盛归功于朱曰藩一辈，更誉朱氏为“金陵诸贤之首”。王夫之则称“子价自嘉、隆间中流一柱，前承枝山，后开若士（汤显祖）”，其源头实在于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冬），朱曰藩由乌程令改官南京刑部，此后直到三十八年（1559）擢九江知府，除丁母忧归里外基本居于金陵。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慎为朱曰藩批选了诗集《池上编》，时人羡为“一时胜纸价，可谅百代传”，并为朱曰藩诗文集作序。在第二通手札里，刘麟正好提到了给朱曰藩“附寄升庵太史书小竹筒一枚”。嘉靖二十三年（1544），朱曰藩进士及第，授乌程令，又得与刘麟等结社岘山的湖州文人游处。“刘元瑞免大司空，结社岘山，子价往从之游，幅巾布衣，壶觞啸咏，人不知其为宰邑。”嘉靖三十二年（1553），刘麟八袠初度，因其好楼居而力不能构，文徵明遂绘《神楼图》以寿，朱曰藩赋《神楼曲》，此事在三吴文人间传为美谈。其中一通手札提到“辛亥六月，得曾孙曰驺虞者。今者孩笑，可提抱。壬子三月十一日，得第九孙曰樛木者。”“壬子”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刘麟时年六十九岁，则此信的书写时间，肯定是在本年的三月三十一日之后了。刘麟称朱曰藩为“秋台”，“秋台”代指刑部，而朱曰藩正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冬），由乌程令改官南京刑部的，任职十年。信中说连得两孙，可慰可慰。但刘麟此信的主要目的，还是因为得到了浚川翁的生铭，故抄录以求品题咏叹。浚川翁即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世称浚川先生，河南仪封（今兰考人）。为“前七子”之一，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与刘麟同庚，七十岁时，刘麟请王廷相撰《生铭》，收录在刘麟《清惠集》卷十二中。刘麟说得到《生铭》的时间，“是日得浚川翁所作《生铭》”，从上下文看，应是壬子年。但王廷相是卒在甲辰年（1544，刘麟怎么会在壬子年（1552得到《铭文》呢？其中一种解释是，王廷相写好《生铭》后并没有就送给刘麟，并且不久后就去世了，而刘麟是在其八年之后才得到的此文。个中缘由，待考。《生铭》一文被评为具有“瑰玮奇崛之气”。王廷相在《生铭》中说：“先生今年七十，来日尚多。请为生铭，亦古制椑云耳。”但没想到的是，王廷相为刘麟撰《生铭》，第二年自己却去世了，而刘麟享年八十多岁。其中一通手札书写时，已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末了）。刘麟评说朱曰藩寄来的传文，“仰观来制，句法简严，上层章程，段落森张，总成鸿构，潜已业如友古人。”然后又说到，“近有拙谋，杜撰一图自课，大都放浪形骸。”“倘幸采纳，先生报主初成，或可同归寿域，不然涂抹掷还，别示道门。”知刘麟寄去一图，但不知对朱曰藩是否有用，故专门问及。这通信札特别难得的是被著录在刘麟《清惠集》卷九中，但进行了部分修改。原札中一些文辞被修改、删去，如“噫嘻哉，蠢蠢凡夫，何以得此”被改为“噫嘻，凡夫得此”，“谨图上呈，伏惟裁正”被改为“谨以其图进呈，伏冀裁正”。应该说，被修改后的手札更符合尊者的身份。手札最后提及的“湘箸、犀杯、湖紬、徽扇、五行牌、引日图”更是不见于著录中，应该说，手札原迹更真实的保留了刘麟书写时的心态，因而也就更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