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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凤鸟瑞兽花枝镜

凤鸟瑞兽花枝镜
拍品信息
LOT号 0065 作品名称 凤鸟瑞兽花枝镜
作者 -- 尺寸 直径24cm；重3498g 创作年代 --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
材质 形制


凤鸟瑞兽花枝镜：原为台湾著名青铜器收藏家珍藏。原藏家被评为全世界近百年来最优秀的一百名艺术品收藏家之一， 且是唯一的华人代表。
此镜属于青铜范铸工艺的巅峰之作，鸾惊影见，日耀花开，天禄辟邪，团凝璧琢，纹饰符瑞繁缛，工艺堪称鬼斧神工，其华丽不可名状，且尺寸之大、品相之好，在存世所见盈千累万的唐镜中位列臻品。经过众多有识之士和美学专家逐一审美比较，评比之下此镜乃名符其实位列前三名，无愧是中国铜镜十大珍品之一。她的青铜艺术之美、足以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确立中国青铜范铸艺术当属世界第一的地位。其名誉应该与欧洲雕刻艺术的“维纳斯”想媲美；与中国绘画艺术的“清明上河图”媲迹，并列为世界最顶级的艺术精品。
青铜器是国之重器。中国商周青铜礼器被誉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皇冠，那么战国、两汉、隋唐青铜镜之中的优秀作品、无疑是皇冠上那颗璀璨的明珠。中国青铜范铸工艺最终是通过铜镜的制作推向了顶峰，从而使青铜艺术达到了极致。
青鸾飞鹊镜影里，一灯风雨思华年
在唐代铜镜的发展史上，鸾鸟瑞兽镜上承瑞兽葡萄镜，下启对鸟镜，鸾鸟瑞兽镜中的瑞兽可以在瑞兽葡萄镜中找到原型，稍晚的对鸟镜中对称的衔授双鸾又与鸾鸟瑞兽镜上的绕钮双鸾关系密切，这三类铜镜不仅源流明确，而且彼此间还存在着一段时间的此消彼长，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都是盛唐前后极具代表性的唐镜类型。
这枚凤鸟瑞兽花枝镜的镜背被凸起的弦纹圈大体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环球状镜钮装饰有相对的两鸾两兽，间饰以单丛花枝，鸾兽均呈顺时针方向绕镜钮飞走，两走兽与狮相像，不过一只有单角一只有双角，这类走兽形态各异，以似狮者为多见，在隋唐铜镜研究中一般统称为瑞兽。外区装饰带中以包括鸾凤、鸳鸯、戴胜、奔兽在内的8只瑞兽也呈顺时针方向绕钮飞走，其间排列有8丛花枝。内外两区边缘还有窄环形的装饰带，内区边缘的装饰带中相间排列着6只蜂蝶6丛花枝，外缘饰有20朵祥云。
这面铜镜的年代也应当是比较明确的。虽然类似主题的鸾兽镜在唐代纪年墓中从神龙二年（706）至最晚的咸通十一年（870）中都有发现，但若参考相关藏品仔细分析，可以将其流行的时代范围大大缩小。首先从造型来看，这是一枚圆形镜，唐代铜镜大约从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始，镜型开始多元化，菱花、葵花镜开始出现并流行。该镜在装饰布局上还有一个显着特点，便是在内区装饰之外附有一个窄圆环形的装饰带。这一特点将其与传世的《三槐堂藏镜》和日本金泽东马三郎氏旧藏的双狮双鸾镜区别开来。与之有相似之处的其它唐镜还有1956年在西安韩森寨的第79号唐墓中出土的一枚“凤衔花镜”（现在一般称之为雀绕花枝镜）以及故宫收藏的一枚禽兽葡萄镜。这两枚铜镜上也都发现了这种附属于内区的窄环形装饰带。陈灿平认为这个装饰带可能是隋至初唐铜镜中的铭文带退化但并未完全消失的结果，反映出镜背布局变化的滞后性。这也暗示出这枚铜镜的年代介于初唐与盛唐之间。另外，作为镜背从属点缀装饰的花枝，在唐代墓室壁画中也是从高宗武则天时期出现并流行的，综合这几个因素来看，这枚铜镜的设计生产年代当在高宗武则天时代无疑。
唐镜的装饰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但要这些装饰的设计意蕴及内涵象征做出简单而确切的解释却非易事。世间美好之物甚多，巍巍高山，滔滔逝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春花秋月，梅兰竹菊……为何工匠们只选择几类特定的纹样或纹样组合来装饰镜背？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是，显然这样的设计对于古人来说是有特定意义的，这些特定的意义反映出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审美情趣和流行时尚，甚至还隐喻着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以这件鸾兽花枝镜为例，比照文献记载，绕钮飞奔的鸾、兽应该都是祥瑞的象征。《山海经·西山经》中载称“（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又《楚辞·九章·涉江》中有“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的记载，东汉王逸注曰“鸾凤，俊鸟也。有圣君则来，无德则去，以喻贤臣难进易退也”。所以鸾鸟应该是天下安，圣君出的象征。另外的走兽也可以在相关文献中找到对应，如《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乌弋山离国》记载该国有“桃拨、师子、犀牛”。唐颜师古注曰“桃拨一名符拨，似鹿，长尾，一角者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他还在注《急就篇》时认为“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综合这些文献记载推断，鸾兽花枝镜中的鸾鸟与神兽的组合，不仅象征祥瑞，而且还隐含着圣君将出，天下太平的儒家治世理想。
这枚鸾兽花枝镜直径24厘米，约相当于唐小尺1尺左右，属于尺寸比较大的唐镜，比较特殊的是，这枚铜镜极为厚重，重量将近3.5千克，而直径与之相仿的唐镜的重量一般是在2千克左右，最重的也很少超过3千克。这么重的铜镜显然不太可能用以手持照面，更有可能是安放特制的镜架之上使用，这也与唐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圆形鸟兽纹铭文镜的情况有些类似。但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几乎不见的唐代镜台实物，只有河南安阳的开皇十五年（595）张盛墓中出过一件瓷质镜台，尺寸不详。另外河北涿州汉墓中曾发现过陶镜架，也是复原唐代镜架的有益参考。更为难等可贵的是，这枚铜镜通体银亮，仅有数点锈迹。飞鸾走禽之翅羽，奔兽之尾梢、爪尖都丝丝可见，历历可数，足见其铸工之精审与保存之完好，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唐镜精品。
镜子中原本空无一物，但在镜子的历史上，它又与神秘、宗教、科学、商业乃至艺术结缘。其实正如美国学者马克·彭德格拉斯特（Mark Pendergrast）所说，我们在镜子中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把什么带到镜子跟前。在你注视镜子的时候，镜像也在操控着你的意识。古人视铜镜为有神力的器物，因为镜像给予人们巨大的想象空间，而金属镜像所特有的模糊性和朦胧美，更使其成为古代诗文的绝佳题材，并衍生出许多文学史上的特定意象。就这枚铜镜而言，她的设计和铸工处处显示出华美与细腻的精巧心思，仿佛属于一位嫁入侯门的如玉佳人，彩鸾琴里怨声多，飞鹊镜前妆梳断，这面镂画精彩的如水明镜，也伴着那早已物是人非的锦瑟华年，在花开叶落的风风雨雨中，依稀映出了她一生的美丽与哀愁。
戴福保先生，字润斋，著名收藏家。于1920年代末在家乡无锡的舅父秦叔开设的古董店里当学徒。凭借天赋的上好眼力和敏锐的生意头脑，未几，他就被委以挑货买卖的任务，开始游走邻近省县城市作采购。1930年代，戴先生移居上海，开设了个人的古董店，并于1932年迎娶张萍英女士。可是此际时局开始吃紧，入侵的日军不断南进，直趋上海，1937年，终于爆发了血腥战事，平静的生活顿成泡影，终于在1949年4月，与家人南迁香港，从此再没有重返祖国。
在中国对外的古董工艺市场活动停顿之际，香港有限的商机，自然无法满足戴先生的事业雄心。此时他唯有转向欧美市场。1950年，他毅然作出移居美国的决定。
1953年春天，戴先生第一次前赴英法，加入收买古董艺品的行列。他参加了3月24日伦敦苏富比所举办的艾弗瑞·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e）明代陶瓷收藏拍卖。这位来自纽约的中国人买家突然出手，于这一当时被视为最重要中国瓷器珍藏之一的专拍上竞投，并夺得最精美的11件拍品。
20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戴先生活跃于世界各地拍场，此间他已成为战后中国古董艺术界中最知名的古董商人。其时，他参与1963年11月伦敦古董商H. R. Norton专拍，以8，000英镑购入一件极为精美的15世纪配有原盖的青花梅瓶，刷新当时的世界纪录。戴先生透过艺廊致力为财力充裕且有志收藏的人士建构起无出其右的上乘收藏。其中与他合作最密切的两位可数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与亚瑟·赛可乐（Arthur Sackler）。前者众所周知的个人收藏，现今正是旧金山亚洲艺术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scisco）的典藏菁华；后者经年汇集的艺术宝库，其中大多数则为现今华盛顿市亚瑟·赛可乐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的镇馆重宝。
1982年，戴先生成立了戴润斋基金会。在他的推动下，基金会从资助医学院学生开始，继而进一步赞助一系列的医学研究、美国红十字会及许多相关的慈善机构。该基金会并捐助了多项奖学金给北京大学与台湾的东吴大学。戴润斋基金会将受惠于这次的拍卖活动，并以此承续戴润斋先生的慷慨善心，继续为他的慈善志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