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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2 西周 青铜鱼尊

青铜鱼尊
拍品信息
LOT号 7582 作品名称 西周 青铜鱼尊
作者 -- 尺寸 高22.5cm 创作年代 西周
估价 3,200,000-5,200,000 成交价 RMB 5,750,000
材质 形制
著录：1.《缀遗斋彝器考释》第17卷，第30号；光绪二十年（1894年）方浚益编，1935年涵芬楼石印本；
2.《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第二册，155号，梅原末治编，1959年日本山中商会出版；
3.《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彚编》六-612、七-776，张光裕、巴纳编，1978年；
4.《三代吉金文存补》第649号，周法高编，1980年；
5.《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殷周青铜器纵览一》觯型尊12，林巳奈夫编，1984年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
6.《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05833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铭文：鱼作父庚宝尊彝（宝尊二字倒，错位于鱼字下）
备注：1.陈介祺旧藏（详见《缀遗斋彝器考释》第17卷第30号）；
2.日本山中商会旧藏；
3.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辅旧藏（详见《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第二册155号）。
展览：曾于大阪美术馆展览，器底与盒外均留有大阪美术馆之标签。
中国的青铜器艺术，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周青铜器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其神秘、独特、璀璨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并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极浓厚的神秘氛围。从而使它不仅直接作用并支配了那一时代，而且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尊喇叭口，长颈鼓腹，高圈足沿外撇，下腹部向外倾垂，器型庄重挺拔。青铜样式论的代表人物---日本著名学者林巳奈夫先生把商周青铜尊按照器型分为四类，分别为有肩尊、觚形尊、觯形尊以及鸟兽形尊，此尊为觯形尊，器型与觯接近，流行于西周早、中期。
此尊正反两面颈部中央各浮雕一龙首，龙首边饰两组夔龙纹；颈部饰四片蕉叶纹，蕉叶内填回顾式凤纹，腹部及高圈足外部各饰一组四幅回顾式大凤纹。这类回顾式凤纹为西周早期至中期特有的表现形式，凤首的长冠分为两枝，一枝垂于颈后，一枝卷曲于前，长尾分枝下垂；凤纹不作浮雕，而是以宽线构成轮廓，并以细密的雷文为地，极为工细华丽。
世界各大公私收藏中，与此尊器型、纹饰较为接近的觯形尊有三例。其一为效尊（见图），陈梦家先生据其铭文断为周康王时器，原为刘喜海、陈介祺递藏，现藏于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其二为丰尊（见图），据铭文断为周穆王时器，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庄白村西周窖藏出土，现藏陕西周原博物馆。其三为作宝彝尊（见图），器型、纹饰与丰尊几乎完全一致，亦应为周穆王时器，原藏清宫，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于《宁寿鉴古》卷四。此三器虽与本器较为接近，但亦有两处主要区别。一为器型，本器高22.5厘米，口径17.7厘米，且圈足最高、呈现的视觉效果最为修长；效尊其次，高21.2厘米，口径15.7厘米，与本器相比重心稍低；其余两尊高度在16-17厘米之间，口径亦在16-17厘米之间，且圈足均较矮；丰尊高16.8厘米，口径16.8厘米，高度已与口径尺寸一致；作宝彝尊高度5寸2分，口径5寸3分，口径尺寸已大于高度（因《宁寿鉴古》中图像为手绘，故其具体尺寸以文字记载为准）；此四器的器型变化呈现出由矩形向正方形演变的现象，此为觯形尊的造型由西周早期向中期过渡的重要特征，因效尊为康王时器，故本器的断代最晚为康王，亦有可能早于康王。二为凤纹的数量，本器颈部、腹部及圈足各饰一组凤纹，共饰三组12幅凤纹；而其余三器均只在颈部、腹部各饰一组凤纹，仅饰两组8幅凤纹，圈足均未饰凤纹；此因器型变化之故，效尊的圈足部分较扁，仅适合饰以扁宽的夔龙纹，其余两尊圈足更扁，故皆为光素无纹。
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以后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模式。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铭文格式一般比较单调和固定；西周早期铭文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西周中晚期，程序化成了铭文布局的特征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有了一定体式比较自由的记述。把青铜器铭文的格式归纳起来约有12种：徽记、祭辞、册命、训诰、约剂、律令、记事、符节诏版、媵辞、乐律、物勒工名。
本件鱼尊所刻铭文“鱼作父庚宝尊彝”（宝尊二字倒，错位于鱼字下），属第二类“祭辞”，其是指纪录祭祀的格式，也有繁简之分。简式记被祭对象的名字，如“父甲”、“母戊”、“祖己”等，流行于商代晚期到周初，繁式流行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此尊铭文则为繁式，比前者记录得比较多一些，如祭祀者族名、私名、官名、祭祀对象及器名等。有族或族名者如“戈父己”（鼎铭），有私名者如子申鼎铭“子申父己”、卫簋铭“卫作父庚宝尊彝”，有官名者如小臣壶铭“小臣作父乙宝彝”。作器者私名、族名、器名和被祭对象具体者如陵罍铭：“陵作父日乙宝罍。单”。
青铜器铭文之所以为许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所重视，是因为其中还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可以为研究历史、发展科学所用。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初序中写到：“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彝器除少数伪器触目可辨者外，则虽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迹也，是其可贵，似未可同例而论”。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
北宋以来，文人雅士对青铜器的研究、搜集和玩赏渐成风气，一门新的学问，即所谓的“金石学”从此开始成形，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宋代有名的金石学家。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研究偏重于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多门学科的著录与考证，而西方及日本等国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则侧重于形制、纹饰等美学价值方面，有关专家及其著述均有极高的水准。
来源介绍：
1.陈介祺旧藏
陈介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大收藏家，字寿卿，号簠斋，别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读学士。咸丰四年（1854）辞官归里，绝意仕途。收藏宏富，其中以毛公鼎等200余件商周青铜器及7000余方秦汉古印名播天下。毛公鼎有文字五百，乃当时天下青铜器之冠，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陈介祺与大学士潘祖荫并誉为“南潘北陈”。其金石著作有《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玉印谱》、《簠斋藏镜全目》、《簠斋藏古册目》、《簠斋金石文考释》等。近人邓实集录其所藏彝器拓本为《簠斋吉金录》8卷。去世后，其后裔将所藏金石出售，今已罕见。
2.日本山中商会
日本山中商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最大的中国古董销售商之一，其在中国经营期间，从前清贵族手中购买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并于纽约、波士顿、伦敦相继举办中国、日本文物拍卖。扮演了二十世纪早期第一次中国古美术热潮重要推手的角色，致使许多包括皇室珍藏在内的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3.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辅旧藏。
小川睦之辅，日本著名解剖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为20世纪初日本最为杰出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藏品以中国唐宋书画、商周青铜礼器以及殷墟甲骨为主。小川氏所藏皆重，其中不乏大名誉品，如：唐 智永《真草千字文》；唐 王维《江山雪霁图》卷；五代 董源《溪山行旅图》卷；夏珪、刘松年、马麟、李嵩等南宋十家画册等等（详见徐森玉主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