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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5 乾隆御题天青釉笠式碗

乾隆御题天青釉笠式碗
拍品信息
LOT号 6245 作品名称 乾隆御题天青釉笠式碗
作者 -- 尺寸 直径20.5cm 创作年代 --
估价 2,000,000-4,000,000 成交价 RMB 12,420,000
材质 形制
出版：1.《世界古美术展览会》图390，山中商会，1932年11月；2.《山中商会纽约清库专场拍卖图录》第一部分，图169，纽约，1944年5月
「乾隆丁酉」 「古香」、「太朴」款
“乾隆丁酉新春月御题”铭款，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古香」、「太朴」印章铭款
展览：世界古美术展览会，昭和七年（1932年）11月，东京美术协会，山中商会主办
备注：1.清宫旧藏；
2.北京延古斋古玩店1926-1927年购得；
3.衡子中（陶痴）先生旧藏（1930年左右）；
4.山中定次郎（1866-1936）收藏，入藏于1932年前，日本山中商会旧藏；
5.山中商会纽约清库专场拍卖，1944年5月24-27日，第169号
“乾隆丁酉新春月御题”铭款，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古香」、「太朴」印章铭款
碗造型规整，状若斗笠，平口，斜直腹，口沿露胎，修整浑圆，上施以酱釉，色泽黑褐，几近坚铁。底足高足墙，足沿宽平，亦施有黑褐色护胎铁汁，局部因使用磨损，露出灰白色坚质胎体。通体施釉肥厚平滑，釉水晶莹明润，色泽青灰，内外均开有细密开片，其上遍布黑色片点，若春夜的繁星透过天际流云，倒影在碧波微漾的湖面上，极为青凝雅致。底部刻有乾隆御制诗，采用玉器刻字的划拨法刻制而成，诗文为：
“青器欣存北宋传，阅年八百尚完全，围匡底用以铜锁，口足原看似铁坚。摩抚天成岂茅蔑，规萭（ju，通矩）月样镇团圆。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意睪（gao，通皋）然。乾隆丁酉新春月御题。”
后钤“古香”、“太朴”两枚篆书方章，此诗名为《题钧窑碗》，著录于《清高宗御制诗集 四集 卷四十二》。所刻诗文字体规矩，法度严谨，必是内府所出，宫廷气象一目了然，惟“规萭”两字顺序与诗集中不同，诗集中作“萭规”，“规萭”与“萭规”同义，当是之后修订诗集时有所改动。郭葆昌先生1929年所辑《清高宗御制文集》、《清高宗御制诗集》中吟咏陶瓷的诗词所成的《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一书共收有御制诗199首，但据现在的考证，这一数量应在200首以上。这些御制诗中涉及的大部分为对古代陶瓷的题咏，是乾隆皇帝对某一宫廷所藏鉴赏后特地所作，并命镌刻在鉴赏的器物上，故镌刻有御题诗的陶瓷无不经过乾隆皇帝本人的御鉴、御藏，均是品级极高的皇家收藏。类似刻有乾隆御题诗的陶瓷目前主要收藏在两岸故宫和大英博物馆，三馆所藏合计共141件，可于市场流通的极为罕有，屈指可数的几件见有本公司2012年春拍第6058号克拉克夫人旧藏的“乾隆御题官窑贯耳方壶”及苏富比伦敦2012年秋拍第211号大维德爵士旧藏的“乾隆御题周代/战国时期印纹灰陶罐”，故本件出自山中商会旧藏的笠式碗可谓珍贵之至。
关于此碗的流传，还有一段曲折复杂的故事，对此，陶瓷鉴定泰斗孙瀛洲先生在其1963年所写的《瓷器辨伪举例》曾有记述：
约在1926—1927年前后，北京西华门内延古斋古玩铺收进一个宋钧窑碗，表里天青色，并有霞斑片点，足内刻有清高宗御制诗：
青器欣存北宋传，阅年八百尚完全。
圜匡底用以铜锁，口足原看似铁坚。
摩抚天成岂茅蔑，萭规月样镇团圆。
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意睪然。
此碗后来辗转为北新桥汪家胡衕衡子中所有。这位衡先生一生最喜研究古陶瓷，收藏也很丰富，自号陶痴。他在解放前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陶瓷专门委员多年，对于御题诗文和瓷器很熟悉。自从得到真钧窑碗以后便大肆宣扬，誉为世界无二的至宝。并且曾在青岛“胶澳书画古玩展览会”中展览过一次，因而一部分爱好古陶瓷的中外学者们知道乾隆歌咏陶瓷诗文的意义：凡是刻有乾隆诗文的陶瓷在以前都被评价甚高，因为乾隆本人对于他最喜爱的宋代名窑和其他陶瓷精品才肯题刻诗文。他一生所作有关瓷器的诗文199首（题钧窑碗的只有4首），这些瓷器一向都被视为内廷秘宝，所以外国人千方百计地购买此种瓷器，……
文中有几点值得格外注意，其一，孙瀛洲先生记述这件宋钧窑碗于1926-1927年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在当时受到陶瓷鉴赏家的肯定和高度重视，但这件“表里天青色，并有霞斑片点，足内刻有清高宗御制诗”的宋代钧窑碗是否就是本件？答案是肯定的，文中提到的碗被“陶痴”衡子中先生辗转得到后，视为至宝收藏，极为珍视。日本大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后从衡子中先生处购得此碗，并拍照、展览、出版于世。本件有图像数据发表的最早纪录则见于山中商会在1932年11月于东京美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美术展览会”图录第390号，被定为“柴窑窑变碗”，列为中国陶瓷类卷首之重器，其余宋代定、官、哥、钧瓷器，清珐琅彩仕女瓶、紫檀云龙宝座等当今在艺术市场的天价重器均位于其后，可见对其之重视程度。图录中还录有“陶痴”的题记，他认为此碗为“瓷中之皇”，并说“是器为柴氏之正宗窑变之开始，海内孤品，称询环宝，纯庙御题推许备至，非过奖也。”由此可见本件即为衡子中先生旧藏，与孙瀛洲先生文中的天青釉碗实为同一件。只是衡子中根据此碗之天青色、有霞斑窑变片点的特点，认为符合明初《格古要论》的记述：“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故将此乾隆御题钧窑碗认定为后周柴窑碗。山中定次郎亦认同陶痴观点，视此碗为中国陶瓷史的“瓷中之皇”—柴窑。
其二，确定孙瀛洲先生文中的天青釉碗与本件实为同一件之后，便可厘清此碗的大概流传脉络。此碗自清宫流出后，最早于1926-1927年被延古斋所得。延古斋主人赵鹤舫为民国时期知名古董商，他于1915年结识了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得到了袁家的庇护，延古斋的经营极为顺畅，其最有名的的生意即是将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前“昭陵六骏”石雕中的“拳毛騧”、“飒露紫”贩卖给卢芹斋。能有贩卖“昭陵六骏”这般国宝的通天手段，获得此件乾隆御题碗自然也不在话下。延古斋将此碗售出后，辗转为“陶痴”衡子中先生购藏，期间于青岛“胶澳书画古玩展览会”中展览过一次，并为人所知，这一时间大约为1930年前后。后此碗又入山中商会首脑山中定次郎手中，并参加了1932年的“世界古美术展览会”。再后，此碗被转送至山中商会在纽约所开分店，当时经济繁荣的美国是中国艺术品的最主要市场，汇集了如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藏家和大都会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等许多重要的公私收藏，中国早期陶瓷、雕塑的市场尤佳，故山中商会将如本件这样的重要作品均汇集在其纽约分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在美日本资产被美国政府冻结，山中商会纽约店自然也在此列。1944年5月，美国政府的外侨资产管理局下令组织了“山中商会纽约清库专场拍卖”，所有数百件山中商会的珍藏品被以杂列于柜台的方式低价抛售，此碗也在其中，拍卖图录编号为地169号，书中定为“宋 官窑开片圆锥形碗”。
其三，依孙瀛洲先生记述，此碗“曾在青岛‘胶澳书画古玩展览会 ’中展览过一次，因而一部分爱好古陶瓷的中外学者们知道乾隆歌咏陶瓷诗文的意义。”文中“因而”一词十分重要，表明本件应当为镌刻有乾隆御制诗的陶瓷自清宫流出后首次公开展览，出现在收藏家视野，故引起了收藏界的极大重视，一时令中外藏家趋之若鹜，纷纷以高价求之，进而才出现古董商在陶瓷上伪刻乾隆御题诗以牟取暴利的现象，故本件作品对中国陶瓷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了本件作品的出现，才有如大维德等海外收藏家对有御题瓷器的追求汇集。并且此“胶澳书画古玩展览会”举办之时应在1927年左右，这一时间正与大维德先生收藏到最重要的御题瓷器的时间相吻合，而大维德先生的收藏即源自于溥仪抵押出宫的珍宝。末代皇帝溥仪自幼生活养尊处优，且要维持他的小朝廷，民国政府的每年拨给的优待金完全不够其挥霍，故溥仪通过其岳父荣源出面，与盐业银行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将宫中金编钟、各式珍瓷等一起作价借款80万元，1924年6月，这批珍宝被运至盐业银行的仓库。然而不久消息败露，举国哗然，1924年11月溥仪即被冯玉祥赶出故宫，仓皇出逃，他全然已无可能赎回这些珍宝，故盐业银行手中这批溥仪携出宫的珍宝也亟待出售变现，此时约在1925至1927年间。1927年，大维德先生开始与盐业银行接洽购买溥仪抵押在那里的清宫珍宝，这一收购行为历时长达一年，几经谈判才最终达成一致，最后他成功购得了40多件清宫旧藏精品，其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以宋官、哥为主，上刻有乾隆御题诗的约20余件，如今这部分收藏保存展览于大英博物馆。所以我们也有理由推测，本件乾隆御题诗碗最早的出处，也很可能是溥仪抵押给盐业银行的清宫旧藏。
此外，关于此碗清宫旧藏的身份也毋庸置疑。据台北故宫《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一书统计，已知刻有乾隆丁酉年（乾隆四十二年）御题诗的瓷器共有九件，其中题“新春”的共有四件。仔细观察可发现，本件碗底御题诗“乾隆丁酉新春月御题”中“新”字有明显改刻的痕迹，原似应为“仲”，类似的现象可在刻有丁酉新春所题御题诗的台北故宫所藏三件宋官窑盘及北京故宫所藏的一件宋汝窑碗上看到，即“新”字都有加重笔划，重新磨制的痕迹，均似由“仲春”改刻为“新春”。两岸故宫所藏的四件“丁酉”瓷器应为同批刻制、同批改刻，本碗出现同样的改刻现象，故也是与两岸故宫珍藏“丁酉”年御题诗宋瓷同属一批内府珍藏的别样印证。
御题诗镌刻工作事关重大，既是器物本身皆为古物，同时所刻之御制诗文更是代表皇帝的千古形象，因此由清宫造办处之下专门机构负责，该机构则是如意馆。如意馆设置在圆明园内，管辖若干名最优秀的院画家及个别玉、象犀名工，冬季则由圆明园迁回紫禁城启祥宫。检视造办处《活计档》中所载刻诗的程序，恰有关于丁酉年镌刻御题诗的记载，如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如意馆记载：“十六日接得郎中圆明园押帖一件，内开六月初十日太监张进喜交，官窑三足圆洗一件（足贴隶字本文一张，养心殿），官窑双耳小瓶一件（足贴隶字本文一张，宁寿宫）。太监如意传旨：着如意馆照本文刻字，钦此。”从上例记载，凡是要刻诗的器皿，乾隆皇帝自己钦定，并提交御制诗的文本，降旨交办，由如意馆负责铭刻。之所以有改刻的情况，或许是在日后修订诗集时，特别将题诗的时间由“仲春”改为“新春”，以求吉祥，故特别令工匠改刻，由此也可看出乾隆皇帝本人对宫廷收藏的整理过程，类似的修改现象也可见于乾隆皇帝晚年对他继位前所辑的《乐善堂诗集》大加删削，以求全美。
纵观乾隆皇帝的一生行事，他总是在经典中寻找智慧与哲理，在史籍中体会帝王治术，在诗词歌赋文艺创作中寄情娱乐。赋诗，为乾隆皇帝终身嗜好，其曾自述：“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时人对此记述：“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这正是乾隆在八十九年人生中能留下四万多首诗给后人的原因。不过，乾隆皇帝的诗不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之作，他是作诗亦不忘政事的，正如其所言“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廑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集俱在，试随手批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浏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竟无关涉者乎？” 就瓷器文物一项而言，乾隆皇帝前后赋写品评的诗文约有200首，通过对这些诗词的整理可发现，这些御制诗旨在传达乾隆皇帝对陶瓷的历史知识和鉴赏观，延续了明代以来文人对鉴赏古物“古雅”的追求，通过对陶瓷鉴赏获得审美的愉悦、格物致知的乐趣，除此之外，乾隆对古瓷的鉴赏更有深远的意义更有所感，不落窠臼，表现出不俗的品味，他希望由此能与圣人交流，追缅圣人德行，并获得生活感悟和反思人生，以及寓意其中的处世与为君之道。这些诗文的写作年代不一，以今收藏在两岸故宫和大英博物馆的共141件镌刻诗文的陶瓷实物来看，时间可从继位初期的乾隆十一年至当太上皇的嘉庆二年，可以说对陶瓷的鉴赏贯穿了乾隆皇帝的一生，其中以乾隆三十五年后数量最多，达到了131件。再细分之，其中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壬辰，1772年）至四十三年（乾隆戊戌，1778年）左右的数量最大，如乾隆四十二年一年三大博物馆即收藏有9件，可见这一时期正是乾隆鉴赏陶瓷兴趣最为浓厚的一段时间，本件亦作于丁酉年，为博物馆收藏之外的第10件。此件碗底所刻御制诗描述乾隆见到这件保存完好的天青釉瓷器的欣喜和感慨，阐述了自己对陶瓷鉴赏的体会。碗底所刻诗文：“青器欣存北宋传，阅年八百尚完全。围匡底用以铜锁，口足原看似铁坚。摩抚天成岂茅蔑，规萭月样镇团圆。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意睪然。乾隆丁酉新春月御题。”后钤刻“古香”、“太朴”两枚篆书方章。首句指明器物所施为青釉，并表明乾隆自己对它的断代，认为它自北宋流传下来已有八百年的时间，仍能保存完好，实在令人欣喜。第二句的后半句十分容易理解，写此碗的口和底都能看到原来的面貌，口沿为酱口，圈足施以黑色护胎汁，色泽如铁一般；前半句若不看御制诗中原有注释则极易误读，注释中写道：“古窑器多有以铜锁口足者，图其坚也，此碗独无而完全，实可珍也。”即此碗并未镶铜口却保存完好，十分难得，这与本碗实物相对照可确证。诗中“底用”意为“何用”，“匡”意为“改良”，联系注释即可明白此句指此碗胎体坚致，无需为了更利使用而以铜包镶。第三句写乾隆对它的鉴赏把玩，“茅”指陶瓷器口有伤，“蔑”指身有裂，而此件品相之佳宛如天成，无磕无裂，形制规矩，胜过圆月。第四句写乾隆自己的感慨，前半句说柴窑瓷器已罕见于人世，此钧窑碗亦产自北宋中州御窑，与柴窑一脉相传，古意盎然，十分宝贵；后半句乾隆认为其他的古物若想达到像“柴窑”这样受人重视的程度，就也要“因之”，即遵循这一道理，具备像柴窑一样的质量，甚么样的质量呢？那就是后边提到的“睪然”，“睪然”指高远的样子，所谓“高远”即“高贵其身分，久远其历史”，语出《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以“高远”谓“柴窑”，正是再恰当不过了，所谓“柴窑”是后周世宗柴荣（公元921-959）之御窑，柴荣在位仅六年，故这个“柴窑”可谓昙花一现，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就品级而言，可谓极高。关于柴窑的赞誉、记载颇多，传说柴窑烧造时，“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明 谢肇淅《五杂俎》）柴窑所出瓷器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明 张应文《清秘藏》）著称。最早见于成书于明洪武年间的曹昭《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这也是“陶痴”衡子中先生、山中定次郎等人将此碗定为柴窑的依据。但是时至今日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柴窑至今未发现实物及窑址，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留下了一桩悬案，极富传奇色彩，以历史而论，亦十分久远。故乾隆因此碗的天青釉色，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历史上富有盛名的柴窑，并引申出自己鉴赏陶瓷的心得，指出古瓷之所以宝贵，一是其烧造的品级，何人所制，供谁使用，级别自有高下，市井百姓所用与皇家供御之作自然不能同日而语；其次是悠久的历史，瓷器本身极易破损，历经数百年而能保存完好，甚是难得，其价值自然非新制之作所能比较。反观乾隆所作的与陶瓷鉴赏相关的约200首御题诗可发现，这两条标准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以目前收藏在两岸故宫、大英博物馆的144件乾隆御题诗器物看，所刻诗文绝大部分均为每瓷对应一诗，个别有同一诗刻于不同器物之上，大多见于有相同器形收藏的官窑、哥窑葵口碗、盘，但总体考虑，清宫旧藏中刻有乾隆御题诗的陶瓷应当仅有200余件。这些御题诗中，除少数几首是称赞本朝御窑所制壁瓶或书灯外，大部分是对古代陶瓷如“五大名窑”所作题咏，如前述144件御题诗瓷器中，以题咏“官窑”或“修内司”为名的大约共71件，以“汝窑”为名的共8件，以“钧窑”为名的共7件，以“柴窑”为名的仅2件，但以今人的眼光检视这些器物可发现，乾隆当年对陶瓷窑口和年代存在着很大比例的误判，常将钧窑、柴窑、汝窑、官窑等“青器”相混淆，如台北故宫藏“元 钧窑天蓝长方枕”（《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附录一：7号），乾隆御题定为柴窑，“金-元 钧窑天青釉紫斑如意枕”（《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附录一：44号），乾隆御题为“咏汝窑瓷枕”。但柴窑（如存在）、汝窑、钧窑都在公元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围绕在后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的周围，都曾供御用，三者之间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不可忽视的是古今学者均有钧窑即为柴窑一脉相传的观点：如大英博物馆所藏“北宋-金 钧窑如意枕”，釉色天蓝，故乾隆御题诗为“咏柴窑如意瓷枕”，认为其釉色正是柴窑“雨过天青色”；清代陶瓷鉴赏家陈浏《陶雅》认为：“钧窑有紫、青两种，青者俗谓之月白，实渊源于柴周之雨过天青。”；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亦认为：“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之为月白，盖仿柴之雨过天青也。” 英国著名陶瓷鉴藏家霍布森在他的1915年出版的《中国陶器与瓷器》一书中说：“按中国研究者的看法，柴窑的釉色应该是带有浅紫色的蓝色釉，很像柔美的钧窑天青色。”今人亦有观点认为与钧窑相比，柴窑釉层要薄，光泽要亮，多为“细媚”之器，故在看似钧又非钧的古瓷中寻找柴窑应是正道，以此观点看，“陶痴”衡子中、山中定次郎对此碗是柴窑的认定思路大致从此处而来。
本品不但呈现乾隆皇帝本人艺术欣赏的品味和修养，亦反映中国帝制最近一千年来皇帝艺术收藏的巅峰盛况。通过其本身，我们可以小中见大，在领略帝王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质量生活的同时，体味古人文化深邃的意蕴。并且此碗也可作为乾隆皇帝以来历位陶瓷鉴赏家对柴、汝、钧窑鉴赏的例证，并启迪后人继续思考的样本，其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同样重要。
（撰文/李移舟　李嘉伟）
本件与两岸故宫所藏的四件“丁酉”瓷器所刻御题诗中“新”字都有加重笔划，重新磨制的痕迹，均似由“仲春”改刻为“新春”，应为同批刻制、同批改刻，故这一现象也是本件与两岸故宫珍藏“丁酉”年御题诗宋瓷同属一批内府珍藏的别样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