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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2 明永乐15年（丁酉1417年） 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

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
拍品信息
LOT号 8012 作品名称 明永乐15年（丁酉1417年） 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
作者 -- 尺寸 高29.5cm 创作年代 明永乐15年（丁酉1417年）
估价 3,000,000-4,000,000 成交价 RMB 4,140,000
材质 形制


备注：1.香港苏富比，1989.05.17，Lot450；
2.香港苏富比，2011.10.05，Lot363
铭文：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李兴，法名吉祥成就，系云南大理府泰和县人，本命戊申年吉月日时建生，发心于永乐丁酉仲夏二十六日，铸造三世佛、文殊、普贤共五尊。
释迦牟尼佛身着厚重袈裟，袒右肩，头略低垂，双目细长，鼻翼狭窄，表情沉静，有明显的尼泊尔风格的影响。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施禅定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上，身体饱满健壮，线条流畅。莲台为双层仰覆莲，莲瓣尖有清晰的三枝卷草纹。初看，此像有明显的明代永宣造像的特点，比如镀金明亮，做工精致，莲瓣尖的三枝卷草纹以及莲座上下沿的连珠纹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明代宫廷造像的特点。不过，仔细观察，我们也能发现与宫廷造像的明显不同，首先，镀金较薄，与明宫廷金色沉厚的感觉不同。其次，铜色偏红，与明宫廷铜色淡黄的色彩感觉不同。另外，莲瓣尖的三枝卷草纹饱满有力，缺乏宫廷中柔和流畅的感觉。但是这些不同的特点究竟说明这尊造像是明代宫廷造像的个例还是地方造像的特色？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而此尊造像内膛发现的一段铭文，不仅为我们准确判断它的铸造年代和产地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而且还为我们揭示施造者一段鲜为人知的身世和造像的缘起提供了极为罕见的历史数据。
与明代造像题记刻于莲座下沿或后部不同，这段珍贵的铭文刻于内膛后壁，这是目前所见唯一的案例。也就是说，如果装脏完整，这段铭文是看不见的。足见施造者重在发心祈愿，并非想彰扬自己的敬佛功德。
铭文钞录如下：
“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李兴，法名吉祥成就，系云南大理府泰和县人，本命戊申年吉月日时建生，发心于永乐丁酉仲夏二十六日铸造三世佛、文殊、普贤共五尊。”
这段文字提到此像的施造者是一名叫李兴的太监，他的法名叫吉祥成就，显然是藏文名字的汉译，原名应当大致叫扎西顿珠（bKrashis don grub），他可能归皈了藏传佛教，是云南大理府泰和县人，即今天云南省大理市大理镇人。他出生于戊申年，即洪武元年（1368），造像时间是永乐十五年（1417），也就是说，他造的五尊像是为他50岁生日祈寿的。
查历史书可知，此人虽然身为太监，但是一生中却有过轰轰烈烈的事迹。永乐元年（1403），他奉命出使暹罗国（今天的泰国），这是明代第一次派太监出使外国的首例。另外，宣德五年（1430），当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时候，正使是郑和，他以62岁的高龄作为副使一同出行。他的事迹令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他们二人的身世是如此的同似。比如，都是太监出身；其次，都是云南人，郑和是云南昆阳人（今天的晋宁昆阳）；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而且都是藏文法号，郑和的法号是速南咤释，即福吉祥，今天藏文读法叫索南扎西（bSodnamsbkrashis）；年龄相当，他生于1371年，比李兴小三岁。
从这段文字的口气来看，是当时比较模式化的表述。比如现在发现了郑和施造的佛经和佛塔，都是题记，都自称“奉佛信官”。2001年在平湖县报本塔内出土了一个木钵，内存郑和于宣德七年（1432）施磁青纸金汗书《妙法莲花经》，跋文云：“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此外，郑和还于永乐五年至宣德七年间分别施造大藏经十卷，均有类似的题记。
郑和虽然出身伊斯兰教家庭，但是最后却改宗信仰藏传佛教，很有可能与他过早离开家乡，长期生活在内地有关系。为什么二人会在年幼时就千里迢迢到内地当上太监呢？李兴的生平于史书中只是偶然提及，没有任何数据提及他的出身。这段铭文的重要之处正是在于弥补上史书上的空白。我们可以对照郑和的事迹来考察李兴的出身。郑和和李兴都是云南人，洪武十四年至十五年（1381-1382），明军进攻云南，打败了盘踞于此的蒙古军队，对于蒙古人和支持元朝的回回进行了镇压。当时的郑和就是因为回回家庭而被明军掳至南京，阉割为太监，后来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永乐元年，郑和施造《佛说摩利支天经》最后有姚广孝（道衍）亲作的题跋，从中我们知道，后来他成为道衍的菩萨戒弟子。我们可以联想到，李兴也可能是在明军进攻大理时成为俘虏，随郑和一起被带到南京的，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成为俘虏的。从他后来深得永乐帝的信任来看，他也应当是与郑和一道在燕王府当太监，后来一同来到南京，后来又迁到北京，并深受永乐时期推崇藏传佛教的气氛的熏陶，成为一名藏传佛教信徒。我们相信，他虽然名气不如郑和大，但是二人都笃信藏传佛教，郑和留下了不少实物可证，而这件造像却是唯一的一件证明李兴的身份和信仰的文物资料。
由于此像铸造于永乐十五年，而永乐帝迁都北京是十九年，所以此像很有可能是他在南京所造，而且是他个人发愿施造，并非出自宫廷。不过，由于他在宫廷中生活多年，对于宫廷所造佛像非常熟悉，所以此像与宫廷造像非常接近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这让我们突然对于此像的风格特点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间。首先，现在所有永乐时期的宫廷造像无法分辨出南京造还是北京造，此像是唯一的一件明确是南京造，虽然不是出自宫廷，但是可以作为明代宫廷南京造像的旁证之一；另外，此像也提醒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明代永宣造像出现在艺术品市场和个人收藏品中，其中有一些造型和风格特点极为独特的造像争议颇多，我们不妨拓展思路，从太监施造、王府施造和宫廷在外地施造等角度来解读，或许更有益于我们认知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造像的丰富性和广泛性。此像的出现是难得的一个例子，从艺术史上，它填补了明代永乐造像的空白，从历史研究上，它丰富了我们对于明代一位杰出的太监的历史背景的知识。由此可见此像所承载的艺术、历史和文物价值。
（撰文/罗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