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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7 薛崇徽 《大般涅盘经》卷九 手卷

《大般涅盘经》卷九
拍品信息
LOT号 3547 作品名称 薛崇徽 《大般涅盘经》卷九 手卷
作者 薛崇徽 尺寸 25×1040cm 创作年代 --
估价 20,000,000-35,000,000 成交价 RMB 29,325,000
材质 水墨纸本 形制 手卷
出版：《有邻大观》玄部，昭和十七年四月八日发行。
题识：大般涅盘经如来性品之六，（文不录）。维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五月壬辰朔廿六日丁巳，弟子朝议郎成州同谷县令，上柱国薛崇徽敬写。夫人阴氏卢舍那供养。弟雍州永乐府左果毅上柱国崇供养。弟妻令狐氏大法供养。孙男上柱国英彦供养。英彦妻令狐氏成实相供养。孙女明正信供养。孙男英谅供养。孙男为政供养。孙女小王供养。孙女母娘供养。孙女时尚智供养。孙男鸿鹤供养。
鉴藏印：月明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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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龙二年（708）薛崇徽写《大般涅盘经》卷九跋
方广锠
保利春拍推出敦煌遗书一卷，前此曾为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见载于昭和十七年（1942）出版的《有邻大观》（玄）。此遗书系唐景龙二年（708）薛崇徽写《大般涅盘经》卷九，首尾经文均全，且存首尾题，卷轴装。首题作“大般涅盘经如来性品之六”，尾题作“大般涅盘经卷第九”。共21纸，1039.5厘米。惜原卷护首、尾轴已脱落，后由日本收藏者加接护首、拖尾、尾轴等。所接护首贴有经名签，作“《大般涅盘经》，唐景龙二年写”，中式缥带，系有中式云头白玉别子。原卷末纸有日本收藏者钤印“月明庄”一枚。透光可见所接拖尾粘有作废的日本公文纸，似为户籍类，待考。
该卷卷尾有题记23行，今录文如下，录文保留原文行款，并加注行号“/”：
夫以顾复难追，昊天罔极。驰景远感，痛结终/
身。故知不籍福基，无酬恩造。崇徽、崇/
暕等不幸薄福，早丧尊亲。泣泉壤以/
增悲，仰穹昊而何及。况复承/
恩膝下，早荣花萼之欢；念爱掌中，预沾珠/
玉之美。追思鞫育，至勤之泽实深；敬/
荷劬劳，返哺之诚无逮。崇徽、崇暕奉为亡/
考妣敬写《涅盘经》一部，罄此微诚，庄严供/
养。冀使远津灵识，业静福崇；通济幽明，/
障销德满。/
维大唐景龙二年（708）岁次戊申五月壬辰朔廿六日丁巳，弟子朝议郎成州同谷县令上柱国薛崇徽敬写。/
夫人阴氏庐舍那供养。/
弟雍州永乐府左果毅上柱国崇暕供养。/
弟妻令狐氏大法供养。/
孙男上柱国英彦供养。/
英彦妻令狐氏成实相供养。/
孙女明正信供养。/
孙男英谅供养。/
孙男为政供养。/
孙女小王供养。/
孙女母娘供养。/
孙女明尚智供养。/
孙男鸿鹤供养。/
据目前调查所得，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薛崇徽写《大般涅盘经》共有三卷，其余两卷为：
BD14949号，系卷五，首脱尾全。今存20纸，984.2厘米。存尾题。尾有题记，与上述卷九题记的文字、行款完全相同。
斯02136号，系卷十，首全尾全。今存18纸，865.7厘米。存首、尾题。尾有题记，与上述卷九题记的文字、行款基本相同。唯第五行末尾的“珠”字书写在第六行首，“薛崇徽敬写”作“薛崇徽写”。
此外，2007年台湾玄奘大学中国语文研究所张明莱撰硕士论文《初唐敦煌佛经写卷书法之研究》，称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收藏有薛崇徽写《大般涅盘经》卷七，论文附图版一张，为卷末写经题记。如果该论文所述无误，则目前存世的薛崇徽写《大般涅盘经》，除上述三卷外，尚有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所藏之卷七，共计四卷。但该硕士论文未标注书道博物馆对该卷七的馆藏编号，亦未说明所用资料及所附图版的具体出处。笔者查检2005年出版的大型图录《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未见收录此卷。又，张明莱论文虽附卷七写经题记之图版，但仅为局部，无尾题，难以复核其卷次；论文所附图版不甚清晰，难以与其他三卷的图版作进一步比对；加之客中乏书，检索不便；故目前该卷七的具体情况不清，本文亦不将它作为讨论的对象。
综上所述，唐中宗复辟之后的景龙二年（708），薛崇徽兄弟为亡过父母做功德，由薛崇徽亲手书写《大般涅盘经》一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卷五、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卷九、英国图书馆所藏卷十，均为这部《大般涅盘经》的孑遗。至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是否曾经收藏过这部《大般涅盘经》的卷七？原物目前收藏在何处？尚需进一步调查。
我认为，对某件敦煌遗书的价值，可以从文物、文献、文字等三个方面进行评判。
就文物价值而言：
首先考察年代。该卷年代已如上述，为公元708年盛唐写卷，距今已经1300多年。
其次考察长度。该《大般涅盘经》卷九的长度为1039.5厘米。目前笔者的敦煌遗书数据库记录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全部）、英国图书馆（汉文）共计3万余号敦煌遗书的详细数据。按历年调查估计，上述两个单位所藏汉文敦煌遗书的总长度或总面积约占藏经洞汉文敦煌遗书的68%。在上述3万余号敦煌遗书中，长度超过10米者为610号，占这两个单位所藏汉文敦煌遗书的2%。由此可评价该《大般涅盘经》卷九的稀珍程度。
再次考察书写所用纸张。本卷书写于盛唐，用纸亦属盛唐常用之经黄纸之一种。且经过砑光上蜡工艺，洵为敦煌遗书用纸之上品。
第四考察保存状态与目前品相。由于敦煌遗书系佛教寺院弃藏，绝大部分断头残尾。本卷虽然也缺失护首、尾轴，但经文首尾具全，较为难得。就已经发现的敦煌遗书中所存薛崇徽写三卷《大般涅盘经》而言，三卷均无护首、尾轴。其中卷五首部脱失。卷十虽然亦首尾完整，但总体保存状态及目前品相不如本卷。且本卷长达10米多，为三卷之最。就笔者已掌握完整数据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英国图书馆而言，两个单位共收藏《大般涅盘经》（北本）1740余号，其中首尾经文完整者仅有94号，约占两个单位所藏《大般涅盘经》（北本）总数的5.4%。亦可由此评价该《大般涅盘经》卷九的文物价值。
故从文物价值的角度综合评价，本卷不仅为敦煌遗书中较为稀见的珍品，亦为现知薛崇徽写三卷《大般涅盘经》中最珍贵者。
就文献价值而言：
本遗书所抄为北凉昙无谶所译四十卷本《大般涅盘经》，俗称“北本《涅盘经》”或“《涅盘经》（北本）”，以区别于其后南朝沙门慧严等依《泥洹经》改治的三十六卷本，亦即所谓“南本”。《大般涅盘经》的传译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不赘述。该经在流传过程中分卷发生变化，故现在诸大藏经所收《涅盘经》（北本），虽然均为四十卷本，分卷却有不同。经考订，薛崇徽所抄此经与其后中原系刻本藏经，亦即中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北宋的《开宝藏》本分卷相同。《开宝藏》所收的这种卷本，其后经《高丽藏》影响到日本《大正藏》，至今依然为人们常用的卷本。至于敦煌遗书本与《大正藏》本的行文有否有差异，囿于时间，尚未仔细比对。
需要指出的是，用数据库搜索以前的调查结果，世界敦煌遗书共保存《大般涅盘经》3000多号，其中属于北本卷九，且分卷与《开宝藏》完全相同者，共计91号。在这91号中，所有的经文首尾都不完整。而今出现了第92号，它的经文首尾保存完整，实为可喜。
但是，本号的文献价值更体现在它卷末的题记中。众所周知，写经题记蕴藏著有关当时社会乃至佛教发展的诸多信息，从来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遗憾的是，敦煌遗书中具有题记的写经数量很少。如英国图书馆共有汉文敦煌遗书约14000号，有题记的遗书不足600号（不计题名、勘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约16000号，有题记有遗书也不足600号。而本卷拥有长达500余字的写经题记，在敦煌遗书中极为罕见。
问题不仅在于此类题记极其罕见，还在于该题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信息。
比如，在《敦煌百家姓》中，“薛”姓仅次于“张、王、李、赵、阴”，位列第六，为敦煌大姓，由此可知薛崇徽属于敦煌世家弟子。据题记可知，景龙年间，薛崇徽曾任成州同谷县（在今甘肃陇南市的成县）县令，弟弟薛崇暕则任职雍州（今长安及其周边，开元年间改为京兆府）。可作为考察当时敦煌人士到内地任官为宦的资料。弟兄两人的妻子，一为阴氏，一为令狐氏。“阴”与“令狐”均为敦煌大姓，反映了当时敦煌大族相互联姻的关系。
题记中凡属女性，除了“小王”、“母娘”两人，其他人的名字皆用法名，说明除两人外，其余女性均已受戒，为优婆夷，这反映了佛教在敦煌流传的普遍性。但题记中男性无一使用法名。按常理推测，薛氏男性成员中，应有受戒者，起码薛崇徽本人应曾受戒。是否依照当时习俗，女性参与佛教活动时使用法名，而男性则用本名？总之，本题记为我们研究敦煌当时有关佛教活动的习俗、佛教在不同性别人群中流传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课题。可以联系印度佛教碑铭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从题记中的“敬书”、“书”等，可知该《涅盘经》为薛崇徽本人亲笔所写。时薛崇徽任职成州同谷县令，书写此经乃为追念已逝世多年父母的恩德，为他们作功德、销业障。题记在功德芳名中同时罗列了他弟弟、弟媳及孙辈的名字。由于大唐律法规定诸外任官人，不得将亲属宾客往任所，故功德芳名中所列诸人当时不可能均在同谷县。而这些写卷最终保存在敦煌遗书中，可能是薛崇徽卸任后将它们携回敦煌。如果上述猜测不错，则薛崇徽在同谷县任所写经做功德，功德芳名中既罗列在雍州任职的弟弟，又罗列在敦煌的亲属、孙辈，反映了薛氏兄弟感情笃深，亦可作为研究当时社会伦理、家族理念的资料。
最后，该题记的书写格式，是否受武则天为母功德愿经后面的写经列位的影响，可以研究。进而，这种书写格式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常见的家族功德芳名有何关系，也可以研究。限于篇幅，此处一概从略。
根据目前调查所知，薛崇徽所写佛经，除了该《大般涅盘经》外，还有两卷：
一为《妙法莲华经》卷五，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编号为BD13829号，尾有题记3行：“大周证圣元年（695）岁次乙未四月戊寅/朔廿一日戊戌，弟子薛崇徽奉为/尊长敬造。/”
一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存上海图书馆，馆藏编号为“812404”。尾有题记1行：“大唐景龙元年（707）岁次丁未十二月乙丑朔十五日乙卯，同谷县令薛崇徽为亡男英秀敬写。”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至今尚未考察该卷原件，所见仅为公开发表的图录，故对该卷及其题记的真伪，不发表意见。并认为对这几件写经中反映的薛崇徽子孙姓名的排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如上海图书馆写卷确为薛崇徽所写，则可知，大周证圣年间，薛崇徽尚未为官。景龙元年，已到同谷县任县令。景龙二年的《大般涅盘经》题记中，只提到孙辈，没有提到他的儿子。原来其儿子在景龙元年，或景龙元年以前已经逝世。
总之，这些题记对我们了解盛唐时期敦煌高姓大族之间的联姻、在内地为官为宦、与佛教的关系、乃至薛崇徽及其家族的具体情况，都留下活生生的资料。
就文字价值而言：
薛崇徽为一个县令，在当时仅属一个下层官员，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但本号书法无疑达到较高的水准，这对我们评价盛唐一般的文化风气，可以成为一个指标。当然，书法水平的高低，因人而异；对某书法作品水平高低的评价，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此处从略。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以来，由于唐太宗的倡导，书法宗二王，讲法度。传卫夫人所作《笔阵图》有所谓：“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初唐四大书法家中，早期的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8）等三人，可谓当时书法的代表，他们的书法均上承王羲之而又有自己的创新。其后薛稷（649-713）出，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批评薛稷书法说：“书亦须用圆转，顺其天理；若辄成棱角，是乃病也，岂曰力哉!”但也有人认为薛稷书法开宋徽宗瘦金体之先河。薛崇徽写经时，正处在欧、虞、褚已经逝世，薛稷正在活动的时代，现知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薛崇徽五号写卷，共存文字约4万字，其书法近欧，正可以成为我们考察这一时期书风的重要资料。如果因缘成熟，笔者拟编纂一个“薛崇徽书法字库”，将所有薛崇徽写经中的文字一一搜集、按序编排，供书法研究之用。
上面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介绍了该《大般涅盘经》卷九的研究价值，可知该卷确为敦煌遗书中少见的珍品。本文仅简单介绍其大致情况，深入研究，且俟他日。客中乏书，疏漏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201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