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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张大千 1941年作 文会图 立轴

文会图
拍品信息
LOT号 2247 作品名称 张大千 1941年作 文会图 立轴
作者 张大千 尺寸 122×60cm 创作年代 1941年作
估价 12,000,000-15,000,000 成交价 RMB --
材质 设色纸本 形制 立轴

题识：仿韩晋公文会图，写似鼎臣仁兄方家正之，大千张爰，辛巳十月在莫高窟雷音寺，用清高宗御制仿宋淳化殿纸，刘文清柳汀仙舫墨。
印文：张爰之印、大千
展览：“中国近现代十二大家展”，2017年5月10日至5月14日，江苏美术馆陈列馆。
说明：上款“鼎臣”即刘国汉。河北献县人，字鼎臣，哈密圪荅井有名的富商。善于经营，聚财有方，曾读过私塾，热爱琴棋书画，兼喜收藏，对文物字画鉴赏很有造诣，曾在北京、成都、西安、兰州、敦煌开办商号，专营古玩书画，抗战时期还与张善孖、张大千等众多画家关系密切。

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时，与文物收藏家刘鼎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鼎臣是张大千兄长张善孖的朋友，在北京、成都、西安、兰州、敦煌等地都开办了文物商号，为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提供了很多便利之处。1943年，张大千在四川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时，曾经对记者说：“这两年多在敦煌的艰辛创作，离不开刘鼎臣先生的鼎力相助。”为了感谢刘鼎臣，张大千在离开敦煌时送给他60余幅画。因为有刘鼎臣资助，张大千得以去青海西宁请藏族画师番僧到敦煌携手合作，圆满完成了敦煌壁画临摹。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他于敦煌获得的灵感和技法在此后的作品中都有极充分的体现
“文会图”是历代都有名作传世的题材，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五代丘文播《文会图》、北宋赵佶的《文会图》、明王绂的《山亭文会图》等，不仅是考察当时衣冠服饰、器具文明的最佳证据，更是当时士人怀想魏晋隋唐人物风流、并寄托自己对此盛会的无限向往之意的载体。 深谙古法、涉猎巨万的张大千当然也不会置此题材于不顾。据李永翘所著《张大千年谱》及巴东所著《张大千研究》二书相关记载，可知他在1945年至1947年前后数年之间，对“文会图”这一题材有比较多的仿作，比如香港私人藏的张大千1945年所作《西园雅集图》四屏及大风堂藏1946年所作《文会图》等。而从布局及结构看，后者似直接融合了宋徽宗本和丘文播本。此外，天津文物公司曾拍卖过的一幅张大千1946年作《文会图》则是直接仿丘文播本而来，只是人物安排有所变化，四学士变成五学士而侍从则从五人变为两人，同时将丘本中动作或谈或歌或琴或书的人物全置换入一个“作书围观”的场景中。
本幅《文会图》作于1941年十月，在莫高窟雷音寺，用清高宗御制仿宋淳化殿纸，刘文清柳汀仙舫墨，仿韩晋公文会本。据内容和结构安排近天津文物本。背景增加文竹赏石，而人物则以天津文物本略变，合取其长而得臻其妙。幅中人物神情、动作的刻画各各宛然，历历在目，而长幼尊卑、西宾东主则一目了然。背景中各种树木的安排则似经过精心考虑，与人物皆一一呼应，古松对应操翰长者，而竹石之类则对应其它各人。同时，为了增强画幅的动势并打破构图上的过于规则，古松顶上的两枝忽然向右下横斜，与画幅下端向左上横插的树干上下呼应，构成一个极为完满的意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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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面壁
敦煌莫高窟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营造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壁画、彩塑保存完好的洞窟有492个，共计彩塑2400尊，壁画45000平方米。如果把所有壁画连接成1米高的画廊，可以延绵近50公里，堪称地球上最大的美术博物馆。
张大千在敦煌面壁近三年，临摹壁画276幅，耗费黄金5000两，把给他贷款的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1943年10月，张大千回到四川，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一时轰动朝野，在中国美术界引发了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敦煌热”。
国学大师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三年面壁，张大千实现了自身的超越。他不但把敦煌艺术带到了全国，推向了世界，他的画风也为之一变。他上溯古代宏大精神，力挽画坛苟且之风。他将敦煌壁画的线描、色彩与文人画的写意传统结合起来，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人物画创作达到了顶峰。晚年的张大千再次变法，创造出让世界震撼的泼彩画。
曾跟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的谢稚柳评论道：“大千的人物画本来就画得很好，但到敦煌后，目睹了从来简籍所不备的丹青千壁，尤其是唐代的作品，那种辉煌而灿烂、豪迈而雍容的气度，是最高的艺术境界。所以，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也完全舍去了原有的格调，变得更加光彩照人。他后期的人物画格，正是从此而来的。”
张大千一生只写过一篇学术文章——《论敦煌壁画》。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绘画学术体系——敦煌画学。他总结了敦煌壁画对中国绘画的十大影响：“一是佛像、人像画的抬头；二是线条的被重视；三是勾染方法的复古；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六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国画坛了。
从现代美术史来看，如果没有敦煌的这段苦旅，就很难成就一代巨匠的张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