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4639	作品名称	沈远 2000年作一个世界的早晨
作者	沈远	尺寸	590×750×140cm	创作年代	2000年作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
材质	瓷砖、木头、干燥食品	形制
出版《多元的个人——里里外外，中国当代艺术展》（费大为）收录于《艺术时空 Art scope》 2004年版《对话中国：杰罗姆・桑斯与32位当代艺术家访谈》 P6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展览 2000年沈远个展伯尔尼美术馆/瑞士 2001年沈远：一个世界的早晨 Chisenhale Gallery 伦敦/英国 2004年里里外外—中国当代艺术展里昂美术馆里昂/法国 2004年尤伦斯基金会收藏展安特卫普当代美术馆/比利时 2008年我们的未来：尤伦斯基金会收藏展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注此作品交接地点为中国香港，具体信息请联系保利拍卖现当代艺术部工作人员我的作品和我作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女艺术家的个人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艺术从来不是固定的，或是沿着既定的规划发展，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经由积累、迭加、增值而不断延展其边界的。这表明艺术边界的界定首先是意识的产物，其存在形态和本有内涵的扩充、塑造是在特定的意识中进行，而意识又处于不断流变的状态之下。由此，从传统艺术到现代艺术，尤其是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正是由于人类意识的跨越性发展所致，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中内涵的相对封闭性、定向性和含蓄性被后现代艺术的去逻各斯中心化、多元性和开放性所取代，而作品的评判也不再是以架上绘画的基本构成要素，如构图、线条、块面或色彩为基准，而是表现为一种非固定形态存在或物品的构成，进而形成不同意义维度之间的集合与联结。在西方艺术史上，这一转变发生于二战之后的五、六十年代，而在中国，由于意识形态辖制的缘故，则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以“八五新潮”和“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为重要端口。也正是在这两股现代艺术大潮中，成就了一批决定着中国当代艺术走向的前卫艺术家，而沈远，则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一位女性艺术家。纵览来看，沈远艺术生涯中的重要节点都与中国某段激荡的历史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1959年出生于福建仙游的她，在历经文革之后成为第一届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于1989年参加中国美术馆的“中国前卫艺术”展览，又在第二年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随其丈夫著名艺术家黄永砯先生移居巴黎，随后经由其作品在国际性艺术展览的一系列亮相而知名海外。她给予作品极为壮观的效果，却又与日常生活的某些经验息息相关，为此，沈远聚焦于其所选择物品中潜在性语言的挖掘，并在结构主义的创作方法下形成多重化的语调。因此，在沈远的作品中，尽管就表面看来，显得通俗、戏谑又或许是让人产生一种肤浅的感觉，但当深入到其内里中时，才会慢慢体味到深沈、惊奇或是震撼。在沈远的前卫性艺术实践中，从来不是以极其强烈或狂飙式的戏剧化取胜，而是以宁静、和缓的外在基调示人。在2000年创作的作品《世界的一个早晨》中，作品以相当大的体量复制了中国福建民居的屋顶，这是沈远童年时代对于故乡的特有视觉经验。而为了更为真切地营造出记忆中的面貌，艺术家还在作品中特意加入了一些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因素——以易拉罐自制的电视天线、晾在竹杆上的衣服、童年玩耍的青蛙玩具、竹制笸箩里晾晒的食物以及风干中的鸭子……而在这之外，生活情境的细腻搬用又让人能够听到田间的蛙声、鸟鸣、狗吠以及人们聚坐在庭院中聊天、孩子们嬉戏的欢声笑语。在此，沈远以精细的方式还原出故乡的典型模样，其还原的过程即是一次思乡之旅，而在那稚嫩的童年中，这一方居所无疑就是整个世界，从中也流露出作为一个移民者对于故乡的赤子之心。正如沈远在面对自己移居法国后所创作的一些早期作品时谈到“记忆”成为其当时生活的重要部分：“我在法国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出现了不少与回忆有关的主题，因为那时新的环境还没有真正与我产生关系，记忆就像大气层一样包裹着我。” 次年，沈远创作了作品《黄色沙发》。这是艺术家继在凯顿艺术中心采用“头发”（以亚麻制作）为主要材料，开始进行室内空间创作之后，再次以“头发”作为表现媒介的作品。只是，这次是让“头发”从沙发中“生长”出来。“形象的转换”成为沈远在此件作品中展示的关键方法论：“我的兴趣总是在于形象的转换，这也是我的作品的始发点。沙发通常总是被一些麻纤维塞得满满的，我便想象着从沙发背面将它剖开，拉出里面的麻，然后便将这些麻编织在一起，来改变沙发的形象。”一把欧式宫廷风的、富丽堂皇的座椅，在其背后长出金黄头发编成的辫子，长长地拖在地板之上。就这样，日常生活中无生命的家具被艺术家转换为女性的象征，进而寓意出对于“生命”的形象化思考（三股头发的交织是对“生命”的隐喻）以及一种与之相关的、近乎骚动不安的恐慌感。如果说《世界的一个早晨》和《黄色沙发》是以物化的组合形态建构出对于“记忆”、“生命”等特定主主题的隐秘思索，那么，《人力车》则以行为的方式直率地传达出对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生动叙述。自古以来在中国文化中作为雇佣出行载体的人力车在当下依旧被保留下来，渐趋成为人们观赏游玩、体验旧时代生活的重要方式。可以说，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而沈远的刻意安排却让人顿然产生一种陌生感。骑人力车和乘坐人力车的主体被纷纷置换为深目高鼻的外国友人，有趣的是，由于他们身穿的是中国劳动群体的典型服装，从而，这种来自不同民族、身份、思想背景与中国特定民俗文化之间因生硬置换而产生的不协调性生产出某种关于“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差异”与“文化入侵”等跨文化主题的探讨。对于沈远来说，“移植”或“漂移”成为她将一个对象从一个背景链接到另外一个背景的重要艺术手段和艺术观念，借助于此，艺术家将过去的某个承载物移至当下的现场，又将当下的东西推延至过去的某个时空之下，从而，在这种彼此能够穿越性的语境中，沈远实现着对于事物不同价值的给予。而在沈远看来，这正是艺术家的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