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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 明宣德 铜鎏金观世音菩萨坐像

铜鎏金观世音菩萨坐像
拍品信息
LOT号 5200 作品名称 明宣德 铜鎏金观世音菩萨坐像
作者 -- 尺寸 高 74cm；重45.2kg 创作年代 明宣德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23,575,000
材质 形制

［大明宣德年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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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美国重要私人收藏

此尊明宣德铜鎏金嵌宝石观世音菩萨坐像庄严优雅，工艺精湛，嵌饰华贵，且体量巨大，艺术性尤为震撼，刻款「大明宣德年施」，是为宣德宫廷造像中极为罕见的作品。菩萨一面二臂，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施三宝严印持优钵罗花，右舒游戏坐于双层仰覆莲台之上。尊像方面宽额，五官刻画清晰大气，双目下视，神态内敛，双唇饱满，嘴‑角自然上翘，慈祥而又不失庄重，双耳饰圆形耳珰。头戴宝冠，冠后立化佛，亦刻画精美准确，绀青绘发，发髻顶部饰莲苞形髻宝，长发自宝冠内整齐贴于额前、耳侧及脑后，丝丝精细。
尊像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造型端正挺拔，四肢饱满有力，肌体感强烈。袒上身披天衣，下身着裙裳，右脚自然下伸踏于小莲台之上。胸前、腰部挂U字形连珠式璎珞，璎珞、宝冠、耳珰、臂钏、脚镯等皆刻细致而华美的花叶卷草纹，并嵌饰珊瑚及松石，白毫则以珊瑚为饰，异常华丽。底座为双层仰覆莲台，莲瓣细长饱满，顶端呈卷草形上勾，劲健有力，莲台高且与尊像比例设计恰到好处，更显整体持重大方，法相威严的同时亦光彩照人，「大明宣德年施」楷书款阴刻于台面前部正中。

此尊明宣德铜鎏金嵌宝石观世音菩萨坐像即为宣德时期「汉藏风格」的典范。造像面部宽平，具有明显的汉人审美的特征；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婀娜多姿的同时却又端庄大方，尽显皇家造像的仪轨森严；四肢饱满有力，肌肉感强烈，体量虽大然细部刻画仍精细入微；装饰上采用了典型的中原地区传统的璎珞装饰手法，胸前及腰部均搭配U字形连珠式璎珞，突显出菩萨贵族王子之身份背景；其莲花座造型规范，莲瓣饱满有力，上下莲瓣基本呈垂直状，莲瓣头部装饰有立体感极强的卷草纹，莲座上下边缘又各饰一周大小一致的连珠，于莲座正面刻有纪年铭款「大明宣德年施」六字楷书款，字体柔美；铭款从左至右刻写，并非为当时中原流行的书写方式，而是为了迎合藏族人藏文读写习惯，亦为特定时代风貌之象征。

然除此之外，此尊像通体嵌饰松石、珊瑚等精美半宝石，发丝亦铸造精细，且以绀青染色，且品相保存相当完好，整尊造像异常华丽，在各类同时期造像中均极为罕见。另外，永乐一朝的造像平均高度约为十九至二十二公分，似是较切合皇帝作赐赠用途。此类小巧雕像不曾于宣德朝得见，该朝的塑像高度平均多介乎二十五至二十七公分间，甚或更大，然体量达到74公分者实为珍罕，仅见此一例。2010年5月31日香港佳士得拍卖曾见一尊体量达57.1公分之明宣德无量寿佛坐像，亦带有「大明宣德年施」刻款，以超过七千万港币成交，为市场上所见体量最为珍罕的宣德造像；（图片1）舆此像类似的另一尊明永乐时期释迦牟尼佛坐像，体量仅54.5公分，出现在2013年10月8日香港苏富比拍卖，为现存带年款永乐鎏金释迦坐像，最终以超过2.36亿港币成交。（图片2）如此件铸造工艺之精湛、艺术审美之高度、体量之独一无二，必为宣德时期赏赐重要法王高僧，且应为庙宇供奉朝拜而特别铸作，或可用于私人禅定修行，也当为皇亲国戚之流，殊为难得。
明代的宫廷造像开始于永乐时期，宣德时延续不断，但宣德以后便骤然消声匿迹了，因此，明代宫廷造像实际上主要指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也就是我们习惯称之为「永宣宫廷造像」。
明代诸帝除明世宗崇奉道教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崇奉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和明代诸帝对藏传佛教采取的政策、态度略有不同，明代佛像艺术出现了汉藏佛像艺术相互交融、又交替影响的局面。永乐皇帝为推行其宗教笼络政策，加强与藏民族的团结与友谊，专门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铸造藏式佛像，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当时宫廷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明人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对御用监及佛作有明确的记载。

据调查，目前存世的永宣造像国内外共有400余尊，分别供奉或收藏在喇嘛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尽管这些数量反映的并不是明朝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但足以说明当时宫廷造像具有一定的规模，也说明永宣造像在明代汉藏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时铸造的实际数量应当远超此一数字，但因明代后期嘉靖、崇祯等朝多次发生撤毁藏传佛教造像的事件，导致数量锐减，成为皇室监造佛像中极为震撼的一类。

而在现存的400余尊永宣造像中，大部分为永乐时期，宣德时期造像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带刻款者则更为稀少。在冯•施罗德对西藏庙宇藏品作大规模的探查过程中，只发现三件属宣德时期的铜像，数量显得格外稀有。这个数量似乎与明初官方文献鲜有提及宣德年间馈赠佛像给西藏寺庙高僧的状况吻合，亦与永乐朝频繁和大量的馈赠大异。馈赠数量的激减亦侧面的表明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不断稳定，以及北京作为政治及宗教统治中心的确立与稳固。由此而生的融合了汉式审美的藏式造像得以臻于鼎盛，开「汉藏风格」或「北京风格」之新风尚。永宣之后，虽然宫廷造像销声匿迹，但是其影响却成为明代宫廷造像艺术传承的粉本与典范。
（撰文/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