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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溥儒 经籍择言稿 册页

溥儒 经籍择言稿
拍品信息
LOT号 1413 作品名称 溥儒 经籍择言稿 册页
作者 -- 尺寸 26×17cm×6 创作年代 --
估价 85,000-150,000 成交价 RMB 115,000
材质 水墨纸本 形制 册页

款识：经籍择言。西山逸室溥儒笔记。《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左传》赵简子曰：鲁孟献子有斗臣五人。”斗臣即争臣也。《礼·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左传·襄十一年》曰：“诅诸五父之衢。”注：五父衢道名在鲁国东南。《诗斋·风》曰：“射则贯兮。”注：贯，革也。《仪礼·大射》曰：“不贯不释。”《左传》“彻七札焉。”彻犹贯也。常棣之诗曰：“原隰哀矣。”《公羊传·昭元年》曰：“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后文略）
印文：溥儒
题签：经籍择言稿。心畬自题。印文：心畬
纤秾——溥儒
纤者细微，秾则润厚，习二王书者能臻此境界，便称高手。溥王孙虽是皇室近支，冠龄即负笈欧罗巴，获柏林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返国尽废所学，潜心艺文，精擅六法，当时与大千齐名，有南张北溥之誉。王孙才思便给，于书法尤自负，自评学问第一，诗赋笫二，书法第三，绘事第四。元明清三代三文敏，赵松雪、董香光、张得天皆是二王嫡派。赵松雪已将二王书法发挥至极，后人再难有变化余地。董香光心气甚高，不欲为松雪翁所笼罩，乃以生淡纠之，气韵虽长，毕竟腕底力弱，终不免凋疏之弊，比其晚年始悟赵之不可企及。至于张得天，欲由董赵而上溯二王，已近缘木求鱼。溥王孙过人之处全在小草，清新妍雅，超迈时流。公饶膂力，能挽强弓，故腕力过人。有时毫已离纸，而执笔凌空犹作振抖余势，观者惊奇而笑，公亦举首相视，开口一笑焉。

溥心畬《经籍择言稿》的发现
据《溥心畬先生诗文集》所载年谱：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十七岁，隐居万寿山，自号西山逸士，颜其堂为寒玉堂，以示其志，先后著有《经籍择言》、《秦汉瓦当文字考》、《陶文释义》、《吉金考文》、《汉碑集解》等书。恰好可以说明这部《经籍择言稿》成书大约是1942年左右，根据笔迹变化的研究，这部书稿应该是成书之后的抄本，属于首次面世。
溥心畬的书法以小字行草胜人，清新妍雅，超迈时流。字从属款过庭的草书千字文出，运转急速，多峻拔之势。此本纯任笔写成，一丝不苟，唯独对于前清祖制避“玄”字讳，遗民心事不经意间流露而出。
溥心畬因为出身贵胄，不事科举，但由于传统教育的影响，饱读诗书，精研经史。对于经学的研究贯穿始终，这一点从溥儒自己生平的著述即可看出：《四书经义集证》、《尔雅释言经证》、《经籍择言》、《尔雅释言经证》。对于训诂之学、经史之学仍是溥儒一生最为关注的内容。世人推崇溥心畬诗书画三绝，但他宁可被视为学者，经常教导学生强调饱读诗书的重要性。
《经籍择言》为其选取《孝经》、《左传》、《诗经》、《大戴礼记》、《小雅》、《论语》、《公羊传》，以经释经的方式来解读经典，以经证经，以经释经。这也是干嘉学者最见精彩的方法：以经释经。所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等于将儒家几部经典结合起来，互相解释，互相引证，这是所谓「以经释经」，也等于是「利用经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
溥儒天生聪颖，个性内向好学。溥儒将治理经学作为生平大业，读书也从理学入手，而后训诂、说文、旁涉诸子百家以至诗文古辞，下功既深且宏。视书画为文人余事，但这种深厚的文化修养与不刻意的风度，绝为一般画人远不能及。
此本纯任笔写成，一丝不苟，唯独对于前清祖制避“玄”字讳，遗民心事不经意间流露而出。

风 骨 ——近现代学者书记
二十世纪早期西风东渐，两种文化冲突，体用之争困扰学人：五四运动，崇新学，辟孔教，是非得失至今未明；多次政权更迭，又经“文革”动乱，传统文明荡然无存。那么，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书法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到底和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它们是对外部世界直接的反映，还是不易察觉的潜移默化?
要举出一些近代书法和它大的政治环境之间直接关联的现象并不难。康有为之倡魏碑，于右任之创标准草书，都和他们的政治理念有关。从社会体制方面来看，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书法影响最大的便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因不合时宜，被新的人才甄别和选拔体制所取代，从而导致了教育的革命。这是中国和西方碰撞的结果。科举制度的取消，给中国传统文人书法篆刻艺术来了体制上的釜底抽薪。虽说文人艺术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传统的文人趣味在今天也依然为人们欣赏和承继，但曾存在了千百年的文人阶层，却走进了历史。此外，二十世纪初输入的硬笔（钢笔，铅笔，圆珠笔）取代毛笔成为日常书写工具，使得书法和日常生活渐行渐远。
但是，由于西方没有和中国书法篆刻相对应的艺术，所以，当中国绘画界引|进油画、雕塑界引|进建立在人体解剖学基础上的西方雕塑时，书法和篆刻却不能在技术层面上引进西方的艺术。那么，中国书法艺术在近代的变化是否受到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呢？在西方列强势力尚未侵入中国前，碑学已在清朝兴起，成为可以和帖学传统抗衡的艺术流派。广义的碑学是向唐以前的金石文字取法，它的基本逻辑是，“知二王以外有书，斯可与论书矣”，也就是说，在以历代名家法书谱系为内容的传统帖学之外的古代无名氏文字遗迹，都可以成为取法对象。碑学的兴起为中国书法注入了新的血液。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的时候，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和文字学却在晚清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考古学更是成绩斐然。顺着碑学的逻辑，新出土的甲骨、帛书、简牍、残纸等，都成为了书法篆刻新的资源。可以说，清代的碑学为复古和革新都提供了机缘。
于右任、吕凤子、郭沫若、溥儒、郁达夫，于新学之传播，国故之整理，乃至千年万名之传承、中华民族之发扬，关系重大，开风气之先，勾勒出二十世纪学人自强不息的傲然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