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5079	作品名称	清乾隆御制黄水晶「德日新」、「所宝惟贤」、「乾隆御笔」组玺三方（原配紫檀印匣）
作者	--	尺寸	2.6×1.4×4.3cm；2.1×2.1×4.6cm；2.3×2.3×5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15,000,000-25,000,000	成交价	RMB 19,550,000
材质		形制
著录《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十七印文「德日新」、「所宝惟贤」、「乾隆御笔」备注法国藏家旧藏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关于此套组玺的原装紫檀罩盖匣，可对照香港苏富比2018秋拍编号3205的一套「清雍正-乾隆（盖盒）乾隆帝御宝昌化石与田黄组玺（三件）」之盖匣。两套组玺的印匣制式完全相同，匣为紫檀木质，匣面刻写印文，底座上面的印托用万字纹锦糊成，槽内扣上边糊青缎，槽里糊红绫，做工十分精细考究，为宫中原装，充分体现皇家的气派。而关于紫檀盖匣的具体制作细节，可以参见《乾隆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之记载，「……奉旨俱配紫檀木罩盖匣，其宝上面俱要一般高台子上，不要起台子高矮往下借平，面上糊文锦，槽内糊红绫，钦此。」「奉旨俱照此样用紫檀木成做其匣，内台子做杉木的面墙，俱糊文锦图，书槽内扣上边糊青缎，槽里仍糊红绫，再将矮些宝并引首俱下深些，其匣盖上俱按宝之名，色刻字，钦此。」参照以上两段记载再细看此套组玺之罩盖匣，底座印托台面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是依据所放宝玺高矮向下借平，使之上面高矮平齐，可谓匠心缜密。关于乾隆帝黄水晶「德日新」组玺郭福祥清代皇帝的宝玺，绝大部分得以保存至今，种类齐全，体系完备，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清代皇帝自身的性格特点、生活情趣、文化修养，成为难得的宫廷史研究资料，而其中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通观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特别现象。比如他在位期间制作了相当数量的由一方引首章和两方压脚章组成的三方一组的组玺。这种组玺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引首为宫殿玺，两方压脚为诗文警句玺，用以说明殿名玺中殿名的含义及来历，可以称之为宫殿组玺；一是引首和压脚都是成语玺，在内容上可以相互注解，可以称之为成语组玺。① 从现有资料观察，这种组玺的形成也有过一个逐步规范的变化过程。乾隆早期的组玺在印文组合中多包含有一方「乾隆宸翰」或「乾隆御笔」，表明这种组玺早先多是为了在御笔书画或题记上实际钤用而刻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组黄水晶「德日新」组玺，从印文组合的方式来看，应是乾隆皇帝在位早期制作的重要组玺之一。此套玺印为黄水晶质地，异兽钮，附紫檀木原装罩盖匣。印文分别为「德日新」、「所宝惟贤」和「乾隆御笔」。其中引首章「德日新」阳文，印面长2.7厘米，宽1.5厘米，通高4.4厘米。压脚章「所宝惟贤」阴文，印面2.15厘米见方，通高4.7厘米。「乾隆御笔」阳文，印面2.4厘米见方，通高5厘米。此套玺印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材质、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套玺印为乾隆皇帝宝玺的真品。无论是组玺的组合方式还是组玺的内容都显示出乾隆皇帝玺印的基本特点，以及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和为政情怀。乾隆皇帝将「德日新」和「所宝惟贤」放在同一组玺之中，决非随意而为。只有将其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明了乾隆皇帝选取如此印文组合的真实意图。按「德日新」典出《尚书·商书》：「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勤于修德，日日益新，天下才能感怀其德而归顺。又《周易·大畜》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意思是说君主天天积蓄光辉和美德，崇尚贤才，积蓄他们的智慧，畜养他们的贤德，尚贤而能养贤，社会安定祥和，才是大正之象，才是应和上天之道。这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乾隆皇帝在选取「德日新」为组玺引首章的同时，为什么再要选取「所宝惟贤」作为压脚章的印文了。「所宝惟贤」语出《尚书·旅獒》：「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说明宝贤用能的重要性。正如后人所释：「宝贤生能，则近人安，近人安则远人安矣。」乾隆帝于此亦深有感悟，将其视为定国安民的根本，故有「圣人养万民而不能不赖贤之时亮天工。是以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圄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寰区至广也，生民至众也，以一人之心智耳目御之，其敝精劳神而迄无成功，亦不待烛照数计而龟卜矣。自古贤王劳于求贤，逸于得人。然得人始逸而求贤则劳，毋论求之不以道，得之不以实，所得非其人，所求非其贤，而天下之万民，不可以一日而不养。为君难，盖诚乎其难矣！」② 的论述。「所宝惟贤」正可以作为「德日新」的注解，进一步诠释君主日新其德的关键所在。至于如何保养贤能，日新其德，乾隆皇帝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以往对于君主养贤的看法是「人君大烹养贤，而其臣不食于家」，即不使贤能有养家糊口之忧。而乾隆则进一步指出：「予以为家者，私也。不食于家，去私也。君与臣胥无私以敕几协民，有不日新而辉光者乎？」君臣之间应「若夫九二为刚中之臣，六五为柔中之主，此正刚柔相济，不失其养，亦日新其德之道也。」③ 在乾隆皇帝看来，「日新其德」和「所宝惟贤」正是作为君主修身自省，养贤尚能，治理国家所应该关注和遵照的准则。对于这些典故，乾隆皇帝无疑是熟悉的。乾隆皇帝将其刻在印章上，亦有自我鞭策，提醒自己不断加强品德修养，为国养贤之意。这在乾隆御用宝玺的印文中颇具代表性，也正好印证了乾隆皇帝自己所主张的「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的思想。不仅如此，更近一步的是，乾隆还御笔亲书「德日新」匾悬挂于紫禁城建福宫后之敬胜斋内西室。据嘉庆皇帝的御制诗《国朝宫史续编联句有序》诗注记载：「建福宫在抚辰殿后，宫后为惠风亭，又北为静怡轩，轩西室曰四美具，轩后为慧曜楼，西为吉云楼，楼西为敬胜斋，斋西室曰德日新。斋中有亭曰风雅存。……宫为乾隆五年高宗纯皇帝始加茸治。」④ 可知建福宫区域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德日新室的建造也应该始于此时。又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七年七月「十九日，首领郑爱贵交粉红绢惠如春匾字一张、磁青纸泥金字对联一副、风雅存绢字匾文一张、德日新绢字匾文一张、绢字对联一副、米色绢玉壶冰匾字一张，传旨：将此匾对交造办处成造，钦此。于八月初五日将做得各式匾四面、对联二副，副催总强锡持赴建福宫延春阁等处安挂讫。」⑤ 说明乾隆七年宫殿已经建好，御题「德日新」匾额正式张挂。按照清代宫殿命名的一般方式，这种悬挂有标志性匾额的殿堂往往会以所悬挂的匾额加以命名，从而能够使单一建筑内部不同开间的空间得到更为详尽的划分。通过此，可以很明确地得知「德日新」殿即是紫禁城建福宫区域内敬胜斋的西稍间。此后在清宫档案中出现的「德日新」殿，基本上都是指的这座殿宇。根据档案记载，建福宫「德日新」殿内陈设有钟表，地面铺有地毯，安有坐褥靠背等铺垫。该殿还有仙楼，楼上楼下都贴有御笔和大臣书写的贴落。乾隆三十四年（1769）大玉瓮制作完成，其中一件即陈设于「德日新」殿。同年德日新殿新开游廊，门上着如意馆画藤萝花架。乾隆皇帝不断对此充实改造，陈设百什件、西洋挂屏、通景画装饰等。室中所挂对联「牙韱披古鉴，香篆引澄怀」⑥ 也明示这里已经成为乾隆皇帝进行文事活动的重要场所。乾隆五十四年乾隆皇帝还特意写下了《德日新室示志二律》的诗作，诗中有「敬胜斋中室，久名德日新」⑦ 之句。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此套组玺看作是宫殿组玺，只不过与后来宫殿组玺的组合方式稍有区别，显示出其早期组玺的特点。此套「德日新」组玺应该是乾隆皇帝常用的小玺，在清宫所藏的书画作品上可以见到其钤用的痕迹，只不过三方小玺很少同时出现在同一幅作品上，而是分开来钤盖的。「德日新」引首章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钤盖印迹出现在台北故宫收藏的乾隆《御制诗文集》写本中，在这些诗文集各集的卷首，都绘有一帧乾隆皇帝当时的写真肖像，共有7帧，展现出乾隆皇帝从年轻到老年形象的变化过程。在这7帧画像中，每一帧画像的右上角都钤盖此方「德日新」引首。其中最后一幅画像钤盖的印记中，可见左上部的边框已有缺失，这和现在见到的此玺的损伤状况完全相符。⑧ 而单独钤盖「乾隆御笔」的情况也很多，如北京故宫所藏《胪欢荟景图册》描绘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帝为其母崇庆皇太后庆寿时的情景，共八开，每开右上角都有乾隆御笔四字图题，御题上部都钤盖有此玺。北京故宫所藏《乾隆御笔写生花卉卷》中共有六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御笔花卉，各裱为一卷，在每一卷御笔四字引首的上部都钤盖有此玺。台北故宫所藏清宫廷画家余省等所绘《十二禁御图》共十二幅，每幅依据乾隆皇帝的诗作，描绘皇城别苑里十二个月的不同景色。每幅上部都有乾隆帝御题的诗文旧作，御题后也都钤盖有此玺。此外在台北故宫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册首乾隆御题诗五首后面、宋徽宗《溪山秋色》图轴和元代盛懋所作的《江枫秋艇》图卷的乾隆御题之后也都钤用此玺。「所宝惟贤」和「乾隆御笔」同时钤盖的作品则有台北故宫所藏传米芾书《离骚经》册、清高宗《题明董其昌杂书》册、钱维城画《御制龙井八咏诗图册》的御题之后。其中《题明董其昌杂书》册题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钤二玺均完好。在钱维城的画作御题中，「乾隆御笔」玺未变，「所宝惟贤」玺右上角已经磕缺。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离骚经》册御题后面「乾隆御笔」玺仍未变，而「所宝惟贤」玺右上角和右下角则均已有微磕缺，其残缺状况与该玺的现状一致。另外在一份乾隆四十一年分查养心殿等处物件并呈热河随围备带物件清单中，也有此套组玺的身影，「德日新一方、所宝惟贤一方、乾隆御笔一方，俱水晶，三方一匣」，说明乾隆皇帝在外出巡幸时，此套印章也是随侍的物品之一。从上面的钤用记录和印章残缺变化情况，可知此套玺印的钤用频率是相当高的。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乾隆初期共用不同材质刻制了四套「德日新」组玺，印文都是引首「德日新」，压脚「所宝惟贤」和「乾隆御笔」。其中北京故宫现存一套，另外三套全部散佚出宫。而在散佚出宫的三套中，只有此套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包括盛装的紫檀罩盖匣都原封未动，殊为难得。此套组玺用同一块水晶切割雕制，材质纯净。所雕印钮虽皆为异兽，但形态各异。引首「德日新」之钮为一幼兽，正向而立，憨态可掬。「乾隆御笔」之钮为一雄兽，单角，毛发后垂，前有胡须，踞卧，头侧向右前方。「所宝惟贤」之钮为一雌兽，无角无须，头部毛发后垂，四脚直立，头侧向左前方。三兽钮相互呼应，神态自然，动感十足，显示出雕刻者的巧思和匠心。由于水晶硬度高，性脆，极易损坏，尤其是笔画纤细的印章文字，就更为易损，因此水晶印无论从刻制还是保存都十分不易。此套水晶组玺能够完好保存到现在，确实是值得庆幸的。 1. 郭福祥：《明清帝后玺印》页169。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 2.《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一。 3.《清高宗御制文三集》卷一。 4.《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三十三。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0册页690，乾隆七年年七月“裱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6.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7.《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五十。 8.冯明珠主编：《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页14-17。台北故宫博物院，2002年。乾隆玺印材质以和阗玉、寿山石为大宗，水晶印极罕。水晶古称水精，被视为祥瑞神异之物。考古资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水晶制品出土，又据唐末史书记载，水晶产地颇多，同时，又从大秦、波斯等国输入，故各类水晶制品出现较多。明代以来以水晶雕文房供玩者颇为流行，至清亦多见，乾隆朝更有工艺精湛的水晶雕件出现。此三枚印章主体材质异常纯净，宛若冰晶，内部略见有天然纹理。天然水晶为晶体，硬度为7，有难雕已碎的特性，因此在用作雕刻材料时多做大型简洁的雕刻，极少用来精雕细琢或刻字。尤难于雕刻细劲的阳文元朱文篆。从故宫现存的玺印来看水晶材质者较为罕见，在乾隆即位前的雍正二年，造办处为14岁的四阿哥弘历刻制的一组六方印章中，即有一枚水晶章「存诚主敬」。在乾隆皇帝即位前所制的「宝亲王宝」（组玺）中亦有一枚「乐善堂」宝为水晶雕刻而成。据《乾隆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匣作十一月初六记载，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各式印章六十四套传旨俱配紫檀木罩匣，其中就提到了三套「水晶宝三方」，其中很可能就包含此套三枚宝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