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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 清乾隆 洋彩受天百禄双螭耳尊

洋彩受天百禄双螭耳尊
拍品信息
LOT号 1816 作品名称 清乾隆 洋彩受天百禄双螭耳尊
作者 -- 尺寸 高44.5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8,000,000-12,000,000 成交价 RMB 10,637,500
材质 形制
出版：《嘉德二十年精品录•陶瓷卷》 图125
“大清乾隆年制”款
备注：
1.中国嘉德，2009年11月21日，编号 1950
2.中国嘉德，2016年11月12日，编号2623

呦鹿闲相顾 人寿国泰安
此尊敞口微侈，溜肩垂腹，下承圈足，造型大气庄重，胎质坚实细润。肩两侧对称饰矾红描金螭龙耳。画者以极其精湛细腻的笔触，将自然之景铺展于器身整体，上下皆无其余装饰，器身即如画布。环视之，山峦叠翠绵延不绝，河流清瀑潺潺于耳，宛若一幅设色画卷徐徐展开；梅花鹿三五成群，恬然于山林间；近景寿石相迭，嶙峋峥嵘，苍松枝干遒劲，松盖如伞；鹿群过处，似有松风，如置身天地之间。如此构图，如此画意，堪为清代御窑彩瓷巅峰之作。
我国是鹿类动物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文化意象极其丰富。鹿谐音“禄”，百鹿即“百禄”，取高官厚禄意。鹿也是人们借以企盼长寿的仙禽。传说鹿是寿星的坐骑，也是唯一能觅得“永生”灵芝的动物。自古亦有“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之说。
乾隆皇帝自幼受汉文化熏陶，深谙鹿所蕴含的祝寿之意。在为母亲崇庆皇太后祝寿时，乾隆曾亲自执笔绘几只鹿在林间嬉闹，取名《多禄图》，并书题曰，“于避暑山庄见呦鹿卓立而戏，辄写其畅适之意。且鹿为不老之寿，装以成轴，敬献慈宁，用介眉寿也。”一代君王亲笔绘就，呈进母后祝寿，见知鹿在帝王心中的至高地位。
此外，因常被追逐围捕，鹿也被用以比喻帝位、政权，有“逐鹿中原”、“鹿死谁手”等语。明万历十九年，宫廷曾下令烧制“五彩百鹿永保乾坤坛”。对照存世佳作，档案所指或即万历瓷器名品“五彩百鹿尊”，一例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见《抟泥幻化 院藏历代陶瓷》，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页120。尊身绘群鹿徜徉于山林间，云气横斜，似见仙山神鹿，保江河乾坤安宁无恙。鹿从庇佑个人长寿的仙禽，渐次化身为佑护千里江山的祥瑞。
作为起自山林的游牧民族，满族或许对鹿怀着更深的情愫。在《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腊月赏雪”中，郎世宁描绘了圆明园中悠然自得的鹿群，或即当年实景。自前述乾隆题《多禄图》亦可知，避暑山庄也曾养鹿。
清朝以骑射开国，武夺天下。自康熙时，清廷常在北京以北四百余公里的皇家猎场木兰围场中，举办大规模围猎活动，名为“木兰秋狝”。“木兰”是满语，意“哨鹿”，是围猎之法，历史可上溯至辽代。清乾隆帝更是一个极力提倡“国语骑射”、尊崇祖制、敬天法祖的皇帝，对武备建设极为重视，《清实录》多次记载其勉励王公贵族、八旗子弟操练骑射，不可怠误。如“朕恭览实录。当太宗文皇帝时，王贝勒内即有懒于骑射之事。今承平日久，想诸王中亦必有废弛者。我国自开基以来，首重骑射，理宜恪尊旧典，服习勤劳。即如朕每岁行围，犹能于马上驰射，此乃众所共见者。著通谕阿哥、诸王各宜凛遵祖训，勤勉奉行，传之子孙毋替。”故而于乾隆三年恢复祖父所立惯例，定期于京城东北，近承德热河处设御用木兰围场，进行“木兰秋狩”。至哨鹿日，头顶鹿角冠、身披鹿皮大衣的哨鹿人，用哨子模仿雄鹿呦呦鸣声，以吸引雌鹿。待雌鹿寻哨声而至，雄鹿缘雌鹿而来，清人便借机杀之。哨鹿之法利用了鹿群的弱点，但也并非如想象中轻松易行。据乾隆《后哨鹿赋》所写，去往哨鹿地点的途中，常要“冒凛冽之霜晨，冲蒙翳之林薄，践岝㟧之巉峯，涉沮洳之幽壑”，且鹿“十哨未必一来，十来未必一获”，由是可知其路途艰苦、成功之难。定期进行哨鹿活动，是对八旗兵丁的锤炼，也是对游牧传统的承续，对民族根基的回溯，具有极高的象征意味。
除哨鹿外，木兰秋狝尚有围猎、蒙古宴会等重要内容。实际上，每次木兰秋狝都是一次规模庞大的准军事行动，是帝王检阅国家最精锐部队战力、锻炼兵勇、保持满族崇武本色的艰苦操练。乾隆一朝自乾隆六年恢复木兰围猎，共举行秋狝大典三十九次，足见乾隆对此之重视。作为见证，郎世宁等宫廷画师常被命记录皇族狩猎情景及围场山林之美。郎世宁曾绘数幅狩猎图，如《弘历击鹿图》、《哨鹿图》、《乾隆皇帝射猎图》等。此外，皇帝还命人把狩猎的战利品鹿角制成鹿角椅。凡此种种，是传承，亦是个人与国威之荣耀。
以鹿入画的历史由来已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代/宋《丹枫呦鹿图》便是其中名作。因其独特的审美与绘画风格，引学者猜测其为辽或其他异邦人所绘，或曾见证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融通。时至清朝，郎世宁、艾启蒙等人跨越东西方文明，在作品中展现出了更为广泛的文化交汇。
乾隆时期，养心殿前殿曾贴两幅以鹿为题材的贴落：乾隆十一年，“油画鹿”贴落被起下；乾隆二十二年，贴上绢画《百鹿图》。考其位置，每当皇帝从养心殿后殿走向前殿，便能看到这两幅作品。可以说，它们都是专供皇帝欣赏的定制画作。乾隆四十年，皇帝又命供奉画院的波西米亚人艾启蒙照《百鹿图》贴落新绘一幅，贴于其退休后居住的宁寿宫。
已知另有一幅艾启蒙绘《百鹿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生动描摹旷野霜林之中，百鹿遨游之态。鹿毛以色彩明暗层次突出其质感，当为艾启蒙以西洋画法绘就；背景山水树石则为中国宫廷画家所作。有文章认为此画作于乾隆十四年，但在清宫活计档中，有关艾启蒙绘《百鹿图》手卷的记载，出现在乾隆三十八至三十九年间。
数次下旨命绘百鹿图，且曾贴于核心位置，足见乾隆对鹿的钟爱之情。绘以鹿群之瓷器或也出自乾隆授意。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载，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姆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洋彩百禄双耳尊一件（去耳）”，并传旨命唐英“将洋彩百禄双耳尊一件……照样烧造，不要耳子”。今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一例，为已知出版中仅见的无耳百禄尊，当为乾隆三年下旨后所烧，见《静嘉堂藏清朝陶磁景德镇官窑の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东京，2006年，页69，编号59。
细观此拍品所绘，宽阔的水面占据画幅中央，区分出前景、远景，两岸纹样按照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而为；鹿毛的质感通过色彩笔触的交错得以精细地表现，百态悉备，颇具西方细腻写实的绘画风格，而画面中的山石苍松则仍遵循传统中国山水画之笔意，山石皴擦以彰其层次结理。并且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其彩料品质上乘，颇有质感，当为典型的洋彩。
洋彩是十八世纪清宫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它是雍乾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 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洋彩瓷器的成熟与流行，使 得西洋技法与西洋题材在清宫瓷器上得到完美结合，品格不凡，铸就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洋溢西洋气息的绮丽篇章，其创立 者正是此时的御窑厂督陶官唐英。“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 年）唐英所撰之《陶务述略碑记》：“洋彩器皿， 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该碑据实记载，凭此表明清宫洋彩至少在雍正晚期已 被珠山御窑厂成功烧制。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唐英在干 隆八年奉谕编撰完成的《陶冶图册》第十七编“圆琢洋采”中曾作如此评述：“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 须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绘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 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所调 便于拓抹，而清水之色则便于堆填也。”文中明确指出洋彩的最重要特点——与瓷胎画珐琅使用相同的颜料。 康熙晚期，珐琅彩技术传入宫廷，颜料全部依靠外国供应，量少而格外珍贵，珐琅彩器皿仅限于宫内小件器皿，数量非 常有限，此状况持续至雍正早期，胤禛对此甚为不满，在他的直接干预下，造办处自炼珐琅料于雍正六年以后终于取得成功。 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 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 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 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
根据林业强教授对乾隆瓷器风格及款识的对比分析，此尊所书款识或流行于18世纪4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晚期（时间跨段可前后延伸数年，约为乾隆五年至四十五年），即乾隆早中期。此外，有学者认为，乾隆时期于御窑瓷器釉上绘中国风格通景装饰，皆为唐英督陶期间所制，故此类器物当制于唐英去世前，即乾隆二十一年之前。综合来看，此器当制于乾隆早中期，且有极大概率完成于唐英督陶期间。
此尊画面虽与艾启蒙画作相近，但后者创作时间待考，故难言其为此类器之蓝本。从山石树木之构图观之，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款《百禄图》亦略有相近，或有所继承。清宫宫廷绘画、藏画，无疑都对此尊之绘制影响颇深。
就已知此类螭耳尊来看，按主体纹样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此件拍品，对前景梅花鹿的描摹更为具体生动，尊内施松石绿釉，高度均在43-45cm之间，存世量相对较小：国家博物馆典藏一例，出版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 瓷器卷 清代》，2007年，页105；鸿禧美术馆曾藏一件，著录于《中国历代陶瓷选集》，鸿禧美术馆，1990年，第368页，编号165；佳士得曾上拍两例，其一上拍于佳士得伦敦，2008年5月13日，编号224，原为柯珀伯爵家族递藏，成交价63.65万英镑；另一例曾上拍于佳士得纽约，2017年3月17日，编号1237，为奥顿•米尔斯•菲普斯旧藏，后于2019年12月5日在北京保利再次上拍，编号6933，成交价1196万。
另一类所绘鹿群排布更为繁密，前后景中鹿之大小相差较小，画面以起伏的山峦树木为主，溪流如缎带般自山间垂至近景。此类又可按双螭耳之配色分为三类，分别饰矾红描金、胭脂红及蓝彩配柠檬黄。其中，以矾红彩双螭耳最为常见，两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景德镇陶瓷艺术馆、香港艺术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等均有此类藏品。蓝彩耳相对较为少见，已知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等各藏一例，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一对。佳士得香港2018年11月28日曾上拍一件，编号2801，为苏格兰贵族珍藏，成交价达4510万港币。胭脂红耳更为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例。
本品与馆藏及市场中流通较多的的粉彩百鹿尊有所不同，存世量更为稀少。常见品种满绘众多比例大小相若的小鹿于山间嬉戏的场景，以寓百鹿之意，布局丰满紧凑，而本品则一改常见布局，尊一面绘参天古木作为画面主体，近景三五小鹿游走于山石之间，远处绘比例小巧的小鹿觅食于河流之边，构思巧妙，将视觉中近大远小的自然现象灵活地运用在本品上。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中提及“绘百蝠者殊嫌呆滞，百子较胜，而新制亦最多。故百廘不如十廘也。是等彩绘皆有康乾精制。”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从纹样亦或绘工，构图舒朗的大鹿纹饰更胜一筹。
受天百禄双螭耳尊气势浩然，富丽宏伟，属清代景德镇御窑厂所造最精彩之作。鹿之形象从五代/宋时丹枫呦鹿的清寂，至万历五彩仙山神鹿的神话色彩，再至乾隆双螭耳尊的细腻写实，巧妙融汇了传统画风与西方绘画之影响，使其呈现出我们更为熟知的自然状态。乾隆皇帝常寻鹿之身影伴其左右，或许是对自己长寿的加持，企盼达到“仁者寿”、“大德者必得其寿”、“圣人多寿”的人生目标，或许也是对乾坤永保的祈愿，是提醒自己不忘民族之根、安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