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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拍品信息
LOT号 5153 作品名称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作者 -- 尺寸 高63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265,650,000
材质 形制
出版：
《中国-三个皇帝》，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页296，编号222
《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页48-49
「乾隆年制」款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

备注：
苏格兰贵族家族旧藏，得自1875年，并由后代递藏
伦敦佳士得，1999年6月5日，编号99

展览：
“中国-三个皇帝”，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编号222
“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

此转心瓶由上下内外四部分组成，分别为颈瓶、腹瓶、底瓶、内胆瓶，外壁颈瓶、底瓶以胭脂红地轧道洋彩绘制纹饰，两侧贴塑魑龙耳。腹瓶外壁精雕祥云山林之景，山石嶙峋，花木葱茏，一五彩凤凰飞于云端，主题为“有凤来仪”；从瓶身镂空观瞧内胆旋转，各式瑞鸟纷繁，有“百鸟朝凤”之意，弥漫花香鸟语。此瓶汇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于一身，集轧道、雕瓷、镂空、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处处透露皇室威仪，巧夺天工，美艳之极。
瓶颈部饰蝙蝠、悬罄，有福庆连绵之美意；蕉叶纹内饰龟纹锦地。颐卦卦辞有“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句，故而乾隆皇帝想到用龟背纹象征长寿。宁寿宫“颐和轩”隔扇及匾联上，即由螺钿以龟背造型拼成“养”字，与本器装饰呼应，有祈愿长寿之意。
此瓶外壁雕绘凤凰羽翼舒展，翎羽渐变渲染，莹莹有泽。有凤来仪出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为传说中的百鸟之王，乃古之吉兆。《山海经》云：“丹穴之山……有鸟焉……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飞凤仿若身披德义礼仁信等各种美德，自天而降，予天下祥福安宁。
镂雕是清代瓷器装饰技法之一，又称镂空、透雕。其技法是在坯体未干之时，将装饰花纹雕透，然后施釉入窑烧造，此装饰技法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在长期发展中工艺日趋复杂，至乾隆时不仅纹饰繁密，工艺技术要求也较高，且创烧出雕镂玲珑等新品种，达鬼斧神工之境。由于镂雕是通过胎体的空洞表现纹样，故镂空部位需精心设计，设计不合理在烧造时易造成器物变形。
转心瓶之镂空外壁设计多见几类：或腹身呈交泰之状，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黄锦地乾坤交泰转旋瓶；或器腹主体绘花卉等纹样，其间设镂空开光或镂空纹样，开光处似苏州园林之花窗，转动间，移“步”异景，别有洞天，如故宫博物院藏黄地镂空干支字象耳转心瓶；或腹身整体镂空，透雕夔龙穿花、花蝶、云蝠等纹样，孔与孔边框互借以寻求力度平衡，使之成形且稳固，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磁胎洋彩玲珑转旋瓶。
此件结合开光与周身透雕二者之妙，然另辟蹊径，打破常见的对称布局，外壁随所绘自然之景雕琢。非对称、非规则之镂空，需精心设计制作。倘设计不合理，或是雕琢偏差、烧造温度不当，都极易造成器物变形。此瓶外壁将雕瓷、镂空完美结合，镂空处全凭画意，毫无刻意雕琢设计之感，乃以人工之巧还复自然之妙，画意浓郁，反映了工匠极高的技术水平与创新巧思。
乾隆时期之清宫档案中，此类瓶或名“转旋瓶”、“转瓶”。如活计档载，乾隆八年，“太监胡世杰交哥窑锦上添花转旋蓍草瓶一件、宣窑青花转旋拱极尊一件……”。“转心瓶”一名或自清末始见，并延续至今。
纵观历代窑器，镂空者已数妙手偶得、殊为珍稀，转旋瓶于此基础上，以静态之瓷器，营造动态之效，将稍有差池便极易破损之瓷器，组合、旋转，其创意之巧、成造之难，皆引人惊叹！民国年间刊印之《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评其曰，“套瓶者，皆瓶内更有一瓶能转而不能出，其制作之巧妙，彩色之艳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极富创新性之工艺巅峰，皆仰赖督陶官唐英之巧思独运与竭力督造。清代之御窑厂设督陶官与协理官二职。督陶官主要负责向上奏报、向下传达、解交送京等事务，瓷器生产的具体事宜、御窑厂的日常管理则主要由协理官负责。然而，唐英则是督陶官中的别例。为深谙陶瓷之道，自雍正六年被派监督窑务始，唐英“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终对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深入领会，不再只能“唯诺于工匠意旨”，而可以亲自参与瓷器的设计与制作，指挥工匠按其心意行事。故其任上，各式釉彩广为创制，更有交泰、转心等形制之新，其品类之丰、成品之精，成就了清代御窑瓷器烧造的巅峰。
乾隆八年，唐英于奏折中写道，“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谨恭摺送京呈进。”如今观之，玲珑交泰展现出难以想象的技术难度与创意。仔细揣摩圣意，结合瓷艺原理，自构思至完工，作为设计者与监督者的唐英想必经历了众多苦心劳形的日日夜夜。于结果，他依旧是忐忑的：“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式，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
乾隆皇帝显然对此颇为欣喜，命“留下其新式玲珑巧工瓷器……嗣后按节进十数件，俱要成对。如不能成对，即将各样烧造”。次年，“唐英烧造得上色锦上添花转旋瓶、碗等十八件”持进。未见于康雍时期之转心瓶，或即创制于此时。乾隆对此新创瓷器深表赞赏，命将“上色尊瓶碗十八件，并霁青顶大锦袱天球尊一件留下，其余五千二百七十二件送往圆明园”。
转旋瓶由内外多部分组合而成。各部分皆分别烧造，再套叠而成，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故对胎料把握、成形工艺等皆有极高的要求。烧造时的温度火候控制也极为重要，一旦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成品率极低。套合处多有凹槽。为使卡榫不易脱落，凹槽时有黏胶。据活计档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曾命景德镇“烧造斗龙舟打筋斗人转旋瓶一件”，而唐英烧成送到，已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可知做一件转心瓶需费时十八个月，颇费工时。
此外，转旋瓶对运输亦有较高要求。乾隆二十二年，便有副催总五十因在运送途中，不小心将“洋磁转旋瓶三件”瓶身磕坏二处，被重责四十板，罚钱粮一年。由此亦可知对转旋瓶之重视。自设计、成造，至运输，自唐英、协造官、催总、副催总，至每一道工序上的艺匠，历时一年半载，方有今日我们所见之绝世佳作。存世的每一件转心瓶皆可谓无价之宝。
此瓶外壁环雕祥云、山石草木、溪流；轻转瓶颈，内胆随之转动，镂空处见鹌鹑、芦雁、锦鸡、鹰、孔雀、鸳鸯等各式鸟禽，或驻足仰望，或翩翩飞腾，多成双成对，有如手卷于眼前徐徐展开，似闻百鸟齐鸣，如有天籁在耳。绘画笔意似得清宫画家之妙，同主题之杰作如郎世宁绘《白鹰》、《锦春图》等，皆可于瓶身观得相似之神韵；如天津博物馆藏珐琅彩锦鸡芙蓉玉壶春等同时期之珍稀瓷器上，亦曾绘以相类纹样。百鸟各有其吉祥寓意，如鹌鹑谐音安，寓意平安，锦鸡象征富贵，鸳鸯则有夫妻琴瑟相合之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杨大章绘《凤凰梧桐》中描绘了百鸟朝凤。
随瓶身转动，百鸟似皆迎向凤凰而来，若朝觐的队列，恰如《诗经》所云，“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意即凤凰高飞，百鸟慕名而来。凤常喻指女性，游龙戏凤，一阳一阴，乾坤和合。纵观乾隆一朝，得享百鸟朝凤之地位者，当非乾隆之生母崇庆皇太后莫属。乾隆皇帝对生母钮祜禄氏十分孝顺，有言必尊，每有出巡游幸，多奉皇太后同行。观此瓶设计之巧、工艺之难、成造之妙，极有可能出自督陶官唐英之手。其或由乾隆皇帝命唐英定烧，为庆贺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寿之贺礼。乾隆十五年，即皇太后六旬大寿前一年，为筹备庆祝活动，乾隆帝大兴土木，改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修整西湖并更名昆明湖，堆筑瓮山（即万寿山）。庆贺之日，自紫禁城西华门至清漪园，一路张灯结彩，盛况空前。此瓶表现百鸟朝凤，恰似贺寿之队列，普天同庆，瑞意吉祥。
为母贺寿，既是情之所至，亦传递着“以孝悌治天下”之思，为家尽孝，方可为国尽忠。此瓶或为极受珍视之贺寿礼，或许曾陈设于重修之颐和园中，彰显着母子情深，传扬着孝敬父母、忠君爱国之治国理念。
本器外壁之山峦起伏，祥云缭绕，亦引人想起宋《太平御览》中引《唐书》之语，“海州言凤见于城上，群鸟数百随之，东北飞向苍梧山。”古人常以百鸟朝凤比喻君主圣明而天下依附，喻德高望重者众望所归。翻阅清宫档案，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九江关监督海福曾跪进“丹凤来仪转瓶成件”。乾隆二十八至三十年间，海福任九江关监督，兼任督陶官，即此前唐英所任之职。据档案载，此器为乾隆三十年海福献上的元旦贡物。新年贺礼想必是福海精心之选，以求令圣心大悦，更蕴含着对未来一年的祝福。此件转心瓶若为此次所贡，百鸟朝凤则如唐人所指，是对乾隆皇帝之恭维，赞其德行高洁，乃圣主明君，得有群贤必至，天下归心。
据清档载，此件以海福之个人名义进贡，且至其卸任之时，此器亦未核销款项，当为其自筹资金烧制。海福在任之时，协造官为老格，是清代任期最长、功绩卓著的协理官。其任职的二十八年间，相继辅助了唐英等七位督陶官，保障了御窑瓷器制造的持续高水平输出，督陶官多评价其“为人谨慎，活计谙练”、“办事勤焕”。为博皇帝圣心，由督陶官自筹款项为进贡所烧，想必其在制作过程中当更为用心，精益求精，加之经验丰富之老格协理，可知此对瓶烧造之用心，水准之高。且贡瓷数量较少，更显此类之珍稀贵重，非寻常大运瓷器可比。
因自发银两成造贡瓷及传办活计，海福被立案调查。查核者于清档中详列当时烧造器物之名称及款项银两。自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海福共烧造捐贡瓷器九百六十一件。纵观其目，大多数成本不足五两，成本逾十两者，仅不足二十件，如洋彩太平如意尊银十九两，嘉窑青花八仙葫芦大瓶十五两。造型复杂者如洋彩吉祥佛塔，每件二十五两。转心瓶之成本普遍较高，如百子太平大转瓶，银五十五两。而所列最贵者，即前述“丹凤来仪转瓶成件”，成本达六十两之多，较松绿抹金玲珑香筒（每件十七两）成本三倍有多。其一件可制三件洋彩万寿玲珑转瓶（每件十八两），或可制仿红雕漆盒二十余件（每件二两六钱）。且其并非一次成功，在“捐贡烧造破损”清单中，亦列有“丹凤来仪转瓶二件（每件六十两，共银一百二十两）”。由是可知此件之珍贵与难烧。
贵重之器，亦配以珍稀之物。转心瓶曾作为花插陈设宫中，其内常配牙花等物。如乾隆二十二年，曾给五彩磁转旋瓶三件配牙花三束、碧玉如意一柄、新山玉如意一柄、汗玉磬二件；乾隆二十八年活计档载：“太监如意交洋彩瓷转旋瓶二件，传旨着配牙花”。档案中载其陈设之地，见有圆明园、宁寿宫、热河布达拉庙、永安寺等处。且档案中数次提及，转旋瓶留作宫内大节时摆设，可知其地位特殊，当为珍稀之选、祥瑞之兆，深得帝王青睐与珍惜。
与本器最为相似者，见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描金云蝠转心瓶。其外壁通景雕云蝠纹，镂空处可见内瓶绘山水，画意画风与本器颇为相仿；颈、肩及近足处皆饰胭脂红地或黄地勾莲纹，轧道为地，花卉枝叶深得西洋巴洛克之风，与本器上下装饰十分相近，皆为乾隆时期御制洋彩佳作。洋彩始于雍正年间，乃受西洋文化影响而创，制于景德镇御窑厂，所用颜料与珐琅彩相同，模仿西洋画法。制作“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必谙熟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见唐英《陶冶图册》），故得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见唐英《陶务述略碑记》）。此器无论锦地花卉，或是凤凰百鸟，皆细腻灵动，色彩缤纷，只有“绘事高手”、深谙颜料火候之顶级艺匠，方能有此杰作。
乾隆帝治下，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他锐意进取，巩固皇权，加强统治，在位六十年，实际统治六十三年，为中国帝王之最，被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作为治国治军卓有贡献的盛世之君，乾隆皇帝精力充沛，政务闲暇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他自幼接受满汉蒙藏文化熏陶，又对欧洲传教士艺术家带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式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其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一朝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
在平面艺术之外，建筑与陶瓷艺术则最集中地体现这种乾隆“巴洛克”风格。巴洛克始于十七世纪欧洲，以富于动态、立体感、空间感为特色，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富丽奢华。其影响遍及建筑、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怀着对盛大、新奇的追求和对西洋技艺、美术的狂热，乾隆帝命深受巴洛克艺术影响的天主教传教士艺术家朗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设计建造了洋为中用的集大成者——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西洋楼吸收了以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中使用中国艺匠、建材和工艺，变为宗教服务的巴洛克为向皇权致敬的巴洛克。
巴洛克风格影响下的剧场舞台也经历着变革，诞生了巴洛克风格布景，即多层侧幕布景体系。于舞台边景位置，放置多层平面景片，换景时，只需依次移开前面的景片，露出需要的景片即可。后来发展出从上端挂下的檐片景，及可卷起或可推开的背景。侧景、背景、檐片景皆可迅速变换，诠释着巴洛克之动态与空间感。本场另一珍奇稀有之佳作，为乾隆时期御制沉香雕仙山楼阁嵌西洋镜座屏。其于六层纸版上绘不同场景，最底层如舞台之背景，前五层做大小不一之镂空。借用西洋镜面反射，将六层景致同时交叠于眼前，层层错落，有如不同侧景、檐片景列于舞台。
此瓶内外两层，犹如布景之前景与背景。前景中的每一处镂空，都好似侧景与檐片景造就的舞台效果。观者绕转心瓶而行，自山峦之不同角度向内窥望，好似舞台切换侧景。轻轻转动瓶颈，内瓶所绘群鸟穿行于外瓶之山峦云端间，似舞台之背景亦在不断切换。随观者步移、随内瓶转旋，前后景致交叠错落，似有万千组合、万千画面。景深与空间感，不断切换变动的视野与背景，皆深得巴洛克风格之精髓。
转旋瓶之设计似也与乾隆时期流行的钟表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洋钟自明代由传教士带入中国，渐为宫廷所喜爱。乾隆皇帝尤其喜爱按时转动、奏乐的时钟，如其在《咏自鸣钟》中赞叹，“天工诚巧夺，时次以音传。钟指弗差舛，转推互转旋。”“转推”与“转旋”间，乾隆赞叹着时计之巧夺天工。清宫旧藏之钟表中，有配复杂变动装置者，开动后，有人物跑动、水法运转等效果，迎合了乾隆皇帝对新颖奇技的偏好。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铜镀金福禄寿三星钟即为一例，底层四面设窗形孔洞，内绘山水，见《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图版16。弦满开动后，八仙随链条做圆周运动，于钟体四面开光中循环出现，其效果似与转心瓶颇有相近之妙。转心瓶中亦有设“自动”转旋功能的，如故宫博物院藏天蓝釉开光镂空转心瓶，其内设铜叶九片。外瓶注满水时，便可驱动铜叶，带动木轴、齿轮，内瓶随之转动，犹如古时之走马灯。本器虽非以水驱动，然榫卯扣合之瓶颈与内瓶，亦似钟表齿轮咬合，转旋间妙不可言。
转心瓶落款方式多样，常见六字三行篆书款，如此件署四字款者较为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万年甲子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镂空云龙纹夔凤耳转心瓶，及，分别以矾红彩、金彩及青花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可资参考。此种款亦偶见于乾隆九年之前的洋彩御瓷之上。
转心瓶的制作与御窑厂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几乎为一器一样，特别设计，同样纹饰造型器仅制成一对陈设，以示其珍重。其他御窑立件名品百鹿尊、九桃瓶虽称名贵，但批量制作重复器尚有一定数量。已知转旋器多按乾隆旨意要求成对烧造，偶有单只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转心瓶十二例，另有转颈瓶两例、转心笔筒一例；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乾隆转心瓶十一例（四对又三件），此外亦有转颈瓶一件，转心笔筒、渣斗、冠架、旋转碗等数件；南京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各藏一例。
转心瓶更是市场中难得一见之珍品。放山居或曾藏交泰转心瓶一只，形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相近，见其1971年于佳士得举办之专场拍卖，编号56；苏富比纽约1985年6月4日曾上拍一对镂空转心葫芦瓶（编号79）（尺寸为31.2cm），后于苏富比香港1997年4月29日再次上拍，编号688，为胡惠春家族旧藏，惜其一只底座修，底部有两冲；北京瀚海1997年12月20日曾上拍一只，编号1224，其颈部巧设童子，较为少见，后于2008年5月11日再次上拍，编号2183，成交价2133.6万人民币；佳士得香港2007年5月29日售出清乾隆粉彩松绿地镂空山水四方螭耳香熏成对（编号1370），成交价3392万港币，应为转心瓶之外套瓶，憾内胆遗失；法国Tajan拍卖1987年3月16-18日曾上拍一对时时报喜镂空转心瓶，后于纽约佳士得1996年3月28日再次上拍（编号418）。此对之一于2019年12月4日在保利卖出，成交价9200万，为此前近年来市场屈指可数之镂空转心瓶整器。
本器之体量颇大，高至63cm，为可流通于市场中最大者，亦为已知存世同类器中第二大者，仅次于故宫博物院藏天蓝釉开光大套瓶（高73cm）。南京博物院藏霁蓝釉描金乾隆行围图旋转瓶，为该馆镇馆之宝，其高60.5cm，略小于本器。逾半米之高度，陈设于室，极见气势。如此体量，融汇镂空、转心之技艺，对制作的精度要求更高，难度亦更甚于同类。得存于世，转旋如常，更巧以转心，呈现“百鸟朝凤”之态，题材稀见，且雕工绘工如此细腻，釉彩如此鲜丽，或为唐英亲自设计督造之杰作，蕴乾隆帝孝敬母亲、以孝悌治国之理念，或为进贡乾隆之新年贺礼，寓意圣主明君，群贤毕至。其洋彩装饰与转心之效，颇见欧洲巴洛克风格，凤鸟山水则是传统中国题材，两相结合，见大国盛世海纳百川之胸襟，堪为稀世之珍，冠绝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