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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3544	作品名称	李可染 1957年作日出东方立轴
作者	李可染	尺寸	138.5×62.5cm	创作年代	1957年作
估价	20,000,000-25,000,000	成交价	RMB 40,250,000
材质	设色纸本	形制	立轴
【出版】即将出版于《李可染作品选》，李可染画院编。【题识】敬爱的博尔茨同志粲正，一九五七年，可染于柏林。【印文】李、墨戏、陈言勿去【鉴藏印】夏（Jerg Haas 夏汉斯收藏印）【来源】 1. 前民主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Lothar Bolz博士（路塔·博尔茨）收藏。1957年，李可染在德国柏林访问期间创作并赠予博尔茨博士本人。 2. 德国著名东亚艺术品和中国书画收藏家，威斯巴登州Jerg Haas （夏汉斯）1970年代居住于柏林期间获得并收藏。【注】此件作品的交接地点为中国香港，具体信息请联系北京保利拍卖中国书画部工作人员。《日出东方》由博尔茨收藏后，再由德国著名东亚艺术品和中国书画收藏家夏汉斯（Jerg Haas，1940-2021）递藏。夏汉斯曾于1966至1968年在周恩来安排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这期间开始了他的收藏活动，在中国的文物商店购买了很多中国书画。回到德国后至1980年期间又购藏了大量的中国书画。他的藏品在1974年于柏林，奥芬堡以及多塞尔多夫举办收藏展。也被德国柏林东亚艺术馆、汉堡艺术与手工业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高山仰止河山写照在上个世纪的百年里，中西文化交汇激荡，碰撞出异彩纷呈的思想之火、艺术之光。各种艺术流派同时出现在华夏大地上：有在古人基础上融合创新的；有以中国传统艺术手法为主体，部分西方原理的；有大量接受西方绘画思想，融入中国水墨中的……各种流派的艺术家，取法、风格各不相同，但无疑都是近现代书画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共同组成了多元并存、绚烂多彩的艺坛群像。在璀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史上，黄宾虹和李可染是两颗照亮天际的明星。黄宾虹是一位承前启后的画家。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中国传统文化承传、演变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给后人留下了超凡脱俗、意象万千的山水画艺术，开创了蕴含深刻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的「浑厚华滋」的现代审美境界。他对于传统的深刻反思，独到的审美感受，对笔墨形式的再造以及中国画「内美」之审美境界的展开，均对后来的中国绘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此也确立了其近现代画家的地位。黄宾虹中年所作苍浑清润，重视章法上的虚实、繁简、疏密的统一；用笔如作篆籀，洗练凝重，道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晚年尤精墨法，喜以积墨、泼墨、破墨、宿墨互用，时在浓墨、焦墨中兼施重彩，使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礡。李可染的山水画重视意象的凝聚。早期山水作品是一种线性笔墨结构，建国后作品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吴作人评价说：「艺术天地至广，而于山水匠心独运。峰峦隐显，云烟吞吐，乃古人所未逮；岚影树光，以墨胜彩，创境界以推陈。」李可染的山水画将光引入画面，尤其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李可染结合传统、西法、自然三者，创造了面貌独特、厚重雄健的「李家山水」。他也强调作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即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的艺术历程。「高山仰止」语出《诗经·小雅·车舝》。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引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朱熹作注说，「高山」原意只是平时仰望的客观存在，没有喻义，而到司马迁引以称赞孔子时才与道德品行相连结。以「高山仰止」为题，一是点明本场山水画题材之故，二是用典以喻黄宾虹、李可染作为大家对美术史不可磨灭的贡献。本场汇集黄宾虹、李可染6件作品，依次为：李可染赠予前民主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的《日出东方》；有出版的李可染《黄山奇峰》和《兰亭图》；原日本华侨总会会长陈礝旺旧藏，家属鉴定真迹，李可染基金会鉴定证书，李可染家中合影的李可染《蜀山春雨》；画家仲光煦上款，四次出版的黄宾虹《云层叠嶂》；文物商店旧藏，八次出版的黄宾虹《黄山归耕》。以飨藏家。李可染《日出东方》与中国文化「东方既白」李可染与德国有着不解之缘，1957年他受国家委派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国门去往的国家，4个月的访问交流经历对于他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无比重要的影响，代表作《日出东方》因此也留在了德国。时隔近三十年之后，1986年7月，李可染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这份莫大的荣誉，鼓舞了已经八十高龄的李可染，利用最后的生命时光捍卫传统中国画的「东方既白」。中德国家交流见证： 1957年李可染访德期间赠与总理博尔茨《日出东方》 1957年，根据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关良与李可染作为文化部委派的代表团成员访问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李松编撰的《李可染年谱》，记录了李可染1957年赴德国的基本情形：秋，与关良同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时四个月，作大量写生画。柏林艺术科学院为两画家举行联合画展。此次德国之行是李可染生平首次踏出国门，来自于新中国政府委派其出访德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四个月的德国旅途中，李可染参加了新中国在东德柏林举办的「现代中国水墨画展」的开幕式，后又成功举办了计划之外的公开性个人画作展「两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李可染和关良风景绘画与剧院随笔」，参观了德国许多间艺术博物馆，去德累斯顿、易北河等地作大量写生。同行人关良晚年曾着文回忆这段难忘的德国之行。在我的个展结束后，一九五七年文化部为中德文化交流协定的签订，在东德举办了一个中国大型展览会，并派遣我和李可染作为代表团成员去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开幕式。……直到祖国解放后，我才荣幸地有机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代表到国外去参观、访问及交流经验。我怀着激动而又惴惴不安的心情与李可染一起从北京出发，乘火车途径西伯利亚、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十多天以后才到达东柏林。在柏林，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博尔茨（音译）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这是我回忆起的读音，可能有记错）在克林莫克教授家里为我们两人召开了欢迎会，他邀请了许多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和许多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参加。即席展示了我们两人的部分作品，引起了博尔茨和在座人们的极大兴趣。博尔茨等人建议我和李可染将带来的作品在柏林艺术科学院开个展览会，以便让更多的德国人民有机会一起来评论、欣赏。当时，柏林艺术科学院正在展出法国版画家莫索林奈的版画作品，我和可染也都去参观了。同时又得知该院的展览大厅早已预定好了一连串展出的任务，很多不同类型画展、个展和联展都已在着手准备，并已安排了具体的展出日程。但是，热情的主人出于对我国人民的友好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的热爱，将我们的画展作为特殊情况看待，在展出的日程上尽可能的将它安插在最近的日期内。几经研究，他们把其他好几个画展都向后推延，结果，我和李可染的一个画展在两个月之后就得以正式开幕了。展出以后的反映出乎意料之外。远在这波罗的海的彼岸，图林根山北麓的与我们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友人，不仅热烈踊跃地前来参观，而且还热切地要求购买我们的展品，这使我们一时很为难。不过也可以说明，我们民族文化艺术在国外的影响，作为一种民族新画风也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和赞赏。他们的对外友协还布置我们到他们国内的各个地区去参观和访问…… 《关良回忆录：东德纪游》 5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亲如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德意志国家，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东德和西德或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它们分属于以苏美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即华沙条约集团和北大西洋公约集团。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根据毛主席所宣布的新中国外交要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和中苏两国共产党早就达成的共识，10月2日，即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便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紧接着，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东德）、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陆续跟进。亚洲的朝鲜、蒙古、越南也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10月27日，新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建交。 1955年12月8日-18日及12月22日-2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一行首次访问新中国，包括总理格罗提沃、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司法部国务秘书海因里希·特普利茨新中国，11日上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柯华、作家冯至、画家李可染等一行陪同格罗提沃、博尔茨拜访了齐白石，格罗提沃授予齐白石德国艺术科学院通讯士荣誉证书，齐白石回赠《雄鹰》、《秋菊图》二件作品作为答谢。 12月25日，新中国与民主德国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如同「兄弟般情谊」。1959年1月22日至29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一行访问新中国，包括总理格罗提沃、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外交部副部长塞普·施瓦布等。东德对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事业给予了极大支持，包括现在闻名世界的798艺术区建筑，原本是苏联援建，由东德设计建造的保密军工厂，原来是原电子工业部所属706、707、718、751、797、798等6个厂的区域范围。从50年代末到1964年，这个区域曾经叫做「718联合厂」，全称为「国营北京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18联合厂是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援建项目之一。由于在这个阵营中电子工业的领先地位，东德被赋予了建设联合厂的重任。当时，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挂帅，利用全东德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因为东德不存在同等规模的工厂，所以厄斯纳组织了东德44个院所与工厂的权威专家成立一个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最后集全东德的电子工业力量，包括技术、专家、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带有乌托邦理想的盛大工程。当时有一百五十多位来自东德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参加了工厂的援建项目。 1956年，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当时，只有24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扩大中国的影响，党中央制定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方针。同一年5月，就在李可染、关良赴德国交流之前，新中国派遣傅抱石、王临乙、特伟、阳太阳、刘继卣五人组成「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并写生作画、举行画展，时间将近3个月。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也是东欧国家，与新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傅抱石一行五人赴国外进行文化交流，同样也是新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之间的国家文化协定的实践执行。 1957年德国艺术科学院举办李可染与关良两人画展关良回忆录提到了博尔茨，Lothar Bolz （1903-1986），当时担任着民主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1957年秋，博尔茨博士在柏林为到访的李可染及关良举办欢迎会，在欢迎会上向德国艺术家及社会名流展示两位中国画家的作品，并提议为他们在柏林艺术科学院举办艺术展览，博尔茨博士的提议得到了全体学院院士的同意，两个月后，「两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李可染和关良风景绘画与剧院随笔」在柏林罗布特阔赫广场上的德国艺术科学院成功开幕，展览时间为1957年11月22日-12月15日，在参观画展期间，博尔茨博士又购买了李可染作品赠送给德国艺术学院永久收藏。李可染与关良的画展结束后，两人被德方安排前往其它城市参观名胜古迹及博物馆，途中也画过多幅写生，这一切的行程安排也与德国副总理的博尔茨的关心与授意有关。在博尔茨心目中，此时李可染不同于一般画家，他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当时「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两位成员，新中国与东德自1955年12月两国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后正式建立起了「兄弟般」的友谊关系，两国经常就重大的国际问题磋商，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关系正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1957年受国家委派去德为期四个月，李可染在当地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来自国家副总理博尔茨亲自接待与细致周到的行程安排，倡议并给予支持了个人画展东德艺术殿堂柏林艺术科学院的顺利举办。身处他国的李可染，当时的心中一定是充满着骄傲自豪与欣喜激动。感谢祖国派他踏出国门，感谢出访国东德上上下下的热情接待。作为一位中国画家，他只能通过赠与画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激。李可染精心绘制《日出东方》，依循中国传统赠画惯例，并在画幅右侧恭敬地写下一行文字「敬爱的博尔茨同志粲正」。《日出东方》随后送交到博尔茨手中。《日出东方》由博尔茨收藏后，再由德国著名东亚艺术品和中国书画收藏家夏汉斯（Jerg Haas，1940-2021）递藏。夏汉斯曾于1966至1968年在周恩来安排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这期间开始了他的收藏活动，在中国的文物商店购买了很多中国书画。回到德国后至1980年期间又购藏了大量的中国书画。他的藏品在1974年于柏林，奥芬堡以及多塞尔多夫举办收藏展。也被德国柏林东亚艺术馆、汉堡艺术与手工业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李可染山水画探索的最重要代表作：《日出东方》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李可染所创立了「李家山水」，成为了一座令人仰慕的高峰。他以「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决心，通过对景写生进行新山水画的探索，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他以「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精神，表达自己的审美追求。李可染明确地以写生探索山水画的发展道路，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1954年到1959年，李可染每年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写生，而这期间主要的写生有四次，分别是1954年江浙黄山、1956年江浙陕川、1957年东欧民主德国、1959年桂林阳朔，通过这些写生活动李可染写生技巧逐步成熟，写生体系初步建立，「李家山水」的风格也逐渐鲜明。他写生旅行数万公里，完成写生作品数千幅，他以「为祖国山河立传」的信念面对自然，同时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勇气尝试将中西优秀传统融合吸收进山水画的写生之中。认真客观地观察自然寻找规律，同时又以自身超人的艺术天赋将自己对传统的认识、情感的表达和艺术的规律巧妙地融入山水写生的笔墨语言之中。就在去德国前一年1956年，李可染在学生黄润华陪同下赴江南、西南写生，长达八个月，历经无锡、苏州、杭州、雁荡山、绍兴、宁波、上海、株洲、武汉、三峡、万县、奉节、重庆、成都、灌县、峨眉山、乐山、阳平关、略阳、宝鸡、嘉陵江、岷江，过栈道，越宝成铁路的万里写生行程两万余里，画了大量写生稿，11月回校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举办了山水写生画展，得到美术界的好评。《日出东方》正是李可染进行山水写生探索最重要的代表作。画面为竖幅构图，取俯瞰视角，整幅画纸满满当当，太阳即将升起的晨曦时分，朝霞已照耀到高山的顶部，山下一条依山势蜿蜒的石阶小路，正有三个人物拾级向上攀登，两旁是浓密的树林，若隐若现的亭子置于路旁，供登山人士短暂歇息。画面既宁静深邃，又质朴而壮美。空间结构与意境加工五十——六十年代上半期，李可染对景写生进行山水画创作，强调意境，进行大胆的取舍、剪裁和夸张。《日出东方》画面下部近景空旷，特意留白以扩大与画外的空间有机联系，登山小路蜿蜒而上，左侧及右侧树林未做均匀分布，右侧露出大片空白，劲树挺立直达山腰，枝干伸展交织，树下的凉亭高度被艺术化地矮化，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但又以醒目的红色涂染立柱；矗立的树林向上的树梢处，树叶簇团聚集，以重墨点叶，其上与山腰交接处以留白处理，造成强烈的黑白视觉对比反差；树梢往上的坚硬的山体嶙峋，前山后山的空间关系则由山峰大小远近及遮掩来体现，最远处太阳升起处的山峰连绵，形似尖锥。逆光的表现中国古代山水画，不强调光，不集中表现光，但那种对朝霞暮霭、阴晴明晦、春秋四季山水岚气的冥悟、迷醉，早已渗入可染的山魂水魄。德国之行在李可染的艺术生涯中占有着重要地位，李可染得以观赏他崇敬的西方大师油画原作，强化了他对林布兰直到印象派「明暗法」、「外光法」的视觉感受。以林布兰的明暗法同一画面的色调，解决中国画画面的「散、花、乱」的问题，让他得以借鉴并继续推进中国山水画对于光的表现，李可染在德国创作的一批风景水墨写生便与出国前的写生山水有了显著的区别。《日出东方》画面整体笼罩于暗调子之下，即将升起的太阳照耀到山岩顶端，被涂上厚重的红色，为强化这种霞光，上部山石部分也被涂上红色。山下的树林虽处于逆光之下，但树梢出的留白，树枝、树干、树叶的用笔，部分树干用与山顶相同的红色薄涂处理，来自于前景留白的空地所形成地面反光，也与霞光照耀的山顶红色形成呼应，使得画面更加丰富。笔墨五、六十年代，可染写生和创作，都以笔胜，用笔重于用墨。黄宾虹论用笔五字诀，可染紧紧抓住「平、留、重」三字，而后求「圆」、求「变」。《日出东方》画面上，坡地、石阶、树林的主干与枝叶，山岩的纹理，先细致勾勒物象的轮廓，再以短线、点、擦等进行分类灵活施用，丰富而统一。最精彩的要属画面中部树梢的蓊郁交织和上部山岩的坚硬枝感，多层次的浓淡墨点和短促的笔线，于逆光的虚实中，借助线的结构美，浓淡干湿中，拙涩与轻灵相对立，呈现独特的厚重感，透出纸笔材料工具的综合肌理和山、石、树的形、质、神的巧妙融合，更是与情感激荡、意境抒发相对应，跃动着一派生机。从《日出东方》到《万山红遍》六十年代初，李可染先后绘制了七幅尺幅各异的《万山红遍》，成为画家一生中最重要的山水画代表作。作者以大量朱砂来渲染画面，满目红山，完美表现毛主席诗词意境所追求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一幅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红色山水」代表作。其中三幅现分别藏于中国美术馆、中国画院和荣宝斋；一幅为可染先生家属收藏；另有三幅被海内外藏家珍藏。相比于《万山红遍》系列的「红色基因」，《日出东方》为李可染绘于出访德国期间的1957年，来自于画家1954、1956年前往大江南北观览真山真水进行实地对景写生的积累，进行大胆的取舍构思与高度的意境加工，成功地探索实践中国画山水中逆光表现，推动中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万山红遍》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开启了《万山红遍》系列的序章。此外，目前已知李可染山水画作中直接描绘日出景致，仅见《日出东方》，由此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