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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 北宋早期拓本 宋装裱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明晋府、莫文骅旧藏)

北宋早期拓本 宋装裱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明晋府、莫文骅旧藏)
拍品信息
LOT号 0202 作品名称 北宋早期拓本 宋装裱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明晋府、莫文骅旧藏)
作者 -- 尺寸 30×768cm 创作年代 --
估价 5,000,000-6,000,000 成交价 RMB 12,650,000
材质 形制
著录:张彦生《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
近又见莫文骅院长由青岛收得一本,明晋府藏,宋时仿经折本式装裱,粗皮麻纸,拓工纸墨粗,蜡光如新,与陈文伯藏明晋府本略同,此本开卷雅洁如新,北宋早期所拓,同时装裱,明晋府藏,可称三绝。
出版:西泠印社出版社“善本碑帖精华”系列丛书出版《宋拓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晋府本)》
钤印:1.晋府:“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
2.江方衔:“国子先生”、“江方衔印”
3.另有“紫竹山房”印
4.莫文骅:“莫文骅藏”“莫万之章”“莫文骅”“六琴”“莫文骅印”
题跋:1.莫文骅函套外签:北宋拓本 王羲之圣教序 钤印:六琴
2.莫文骅函套内题:书法精华 钤印 “莫万之章”“莫文骅藏”“文骅珍藏”
3.莫文骅册页外签:北宋拓本 王羲之圣教序 钤印:六琴
4.莫文骅题识一:文坛之宝 六琴 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题 钤印 六琴
5.莫文骅题识二:一九六二年秋,在青岛旧书店发现此王羲之圣教序帖。店主说,这是旧拓本,在店中出售2年,许多顾客看过,都无人要。他劝我买它。我看之后,觉得很好,至少是明拓本,但不敢断定为宋拓,因为宋拓不会无人理会的。因此,当天未买。回家后,考虑再三,决定买之,以免错过。于是,次日以廉价购得。后往北京专家鉴定,为明晋府收藏北宋仿印经装裱之拓本,封面亦是宋锦,所谓“三绝”。得此拓本,欣幸之至!此不仅有足以参考之古帖,亦可为国家保存珍贵之文物。六琴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于北京。钤印:六琴
6.莫文骅题识:宋拓 王羲之圣教序 莫文骅 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七日 于青岛。钤印:六琴、莫文骅。
7.莫文骅印花一页并附题识:1)共二十五页。2)此印是一九四六年在安东时,送去平壤刻的。3)此名世小时用的。去年冬参加萍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重用。回京后刻此印。一九六六年春季。
8.张彦生题跋:唐怀仁集王右军圣教序记 此碑第十五行 圣慈所被之慈字未损 及廿一行久植圣缘之缘字未与下石花泐连 为北宋拓本 此册上钤明晋府数印 据宝贤堂帖序所载 晋府文物 多出自明初内府所藏 此本又是宋时仿印经装裱 可称三绝。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 张彦生敬观并识。
9.莫文骅题识:帖中之宝 六琴 钤印 六琴。
10.王敏题签: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记 壬寅季秋念七日 王敏题签 钤印王敏
11.王敏题识:唐怀仁集右军书圣教序之北宋拓本者 圣慈所被之慈字未损 贞观廿二年八月三日内出之出字大半可见 是宋拓早本之确证也 此本拓时字口未经刷实 致使笔道有肥瘦不均之处 虽重墨浓拓字未掩 以冷眼静观之 似是翻刻 细审笔画有极肥处 字锋楞具存 是宋拓之在前者 非寻常不断本可比 此拓本纸地坚硬 毡蜡拓 由送至今未经多次揭裱 宋麻纸地不松懈 此特点之一也 有明晋府藏之鉨印 其特点之二也 宋装宋锦面 古色古香 此特点之三也 此拓本稀若星凤 珍如拱璧 虽有黄金白玉亦不可多得也。莫院长得此宋拓善本祈珍保之。王敏谨题。壬寅季秋念七日。钤印:王敏。
12.张西帆题识:希世之珍 张西帆鉴赏 一九八三年十月
13.魏传统题:观奇珍可称一乐事也 一九八八年二月 魏传统
14.孙大光题:希世之宝 孙大光敬观 一九九〇年春
15.独峰题:三绝之宝 一九九一年春 独峰
1函1册(32开) 皮麻纸本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莫文骅旧藏《宋拓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晋府本)》简述
田振宇
由唐代僧人怀仁集东晋王羲之书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我国古代佛教、政治、书法发展历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此碑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六七二)十二月八日,全高三百九十九厘米,宽一百二十七厘米,螭首额空白无字,仅碑阳刻字,三十行,满行八十八字,顶部另刻有七尊佛像,俗称七佛碑,由弘福寺僧怀仁集东晋右将军王羲之字而成,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原在长安修德坊弘福寺内,北宋初移置文庙,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碑碑阳文字由唐太宗李世民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李治撰写的《述圣记》、两位皇帝回玄奘致谢信以及玄奘所译《心经》组成。贞观元年(六二七),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成功抵达印度并修习佛法,终于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春回到长安。此行收获丰厚,玄奘从西域携回大批经卷、绘像、舍利等法物,受到朝野上下尊崇。当年三月,李世民下令组织规模宏大的译场,由玄奘法师带领开始翻译佛经的工作,译场以及置放经卷的场所就选择在长安当时最重要的寺院之一弘福寺。玄奘法师在这里埋首译经三年,直至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十月,由时为太子的李治为追念母亲长孙皇后修建的大慈恩寺落成,延请玄奘住持并将译经院一同迁移。为嘉奖玄奘取经、译经的功德,太宗李世民亲自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后李治另撰《述圣记》。高宗一朝延续了对佛教的弘扬,《圣教序》《记》被四次书写刊刻勒石,最早为永徽四年(六五三)褚遂良奉敕书大慈恩寺本(俗称《雁塔圣教》),依次有显庆二年(六五七)王行满书招提寺本、龙朔三年(六六三)覆刻大慈恩寺本的同州本,最晚便是咸亨三年(六七二)弘福寺僧怀仁集王本。
然而关于此碑刊立存在争议,唐开元、天宝时韦述所著《两京新记》记载,弘福寺有麟德二年(六六五)贺兰敏之书《金刚经》碑,碑阴即为怀仁集圣教序记,清代阮元据此质疑,近年荣新江考证提出,因贺兰敏之被武则天流放诛杀,时间恰在咸亨二年(六七一),怀仁原碑当已随贺兰所书碑刻一同被毁,我们现在看到的实为次年即咸亨三年(六七二)据原碑拓本重刻重立的。今存碑虽有额却空白无字,不合常理,或正因原碑刻在碑阴,本就没有碑额,另觅石重刻时仓促未曾顾及所致。此外,过去认为怀仁此举代表了皇权意志,然碑中并未称奉敕集字或刊立,仅称“京城法侣建立”,近来学界对此也另有新见,认为玄奘及译经院迁移至大慈恩寺后,弘福寺的宗教地位已趋衰落,怀仁此举非来自皇命,而有借刊刻御制碑文重振本院声威地位的意图,添刻《心经》并罗列于志宁、朱济、许敬宗、薛远超、李义府等文官重臣姓名,亦是出于同等目的,这些官员均系奉敕参与译经润色,有助增加此碑的“正统”成色。此说如成立,则怀仁集字来源系取自皇家内府藏王书真迹的说法须重新考量。
众所周知,唐太宗酷嗜王羲之书法,从为秦王开始即广罗天下王书真迹,萧翼为其计赚《兰亭》的故事流传千古,他本人不仅书法力学右军,还亲自撰写《晋书》中的王羲之本传,命褚遂良鉴定编写《右军书目》,甚至死后将《兰亭》真迹陪葬昭陵,实为继梁武帝后再次将王羲之推至书圣神位的关键人物。选择集王字,固有迎合皇家之意,而此举也并非怀仁所创。早在南朝,梁武帝便曾命殷铁石从王帖中摹拓不重复的千字,并由周兴嗣次韵连缀成文,作为开蒙学书之用,此即《千字文》之肇始。陈朝僧智永传为右军七世孙,曾书真草《千文》八百部广布江南寺院,传其《千文》即临写自王羲之的集字本。到唐初太宗朝,翰林供奉拓书人赵模曾集王羲之行书摹成《千字文》,他也是与冯承素、韩道政、诸葛贞一同奉诏响拓《兰亭序》的宫廷书手。《赵模千文》当时与《兰亭序》等一起作为弘文馆教授书法的标准范本,从而成为唐代传播王字的重要源头。据王家葵研究,继之而起的怀仁极大可能是从《赵模千文》中获取素材,并结合当时可见的其他王帖响拓本,完成集字工程的。相较工艺要求极高的硬黄响拓法,捶拓碑刻制成拓本无疑是更方便快捷的复制手段,将集王字勒石刊碑,纔是怀仁的创举。怀仁本人通晓书法之道,即使多有拆解偏旁拼凑成字,但集成重排后行款自然,鲜有生硬突兀之弊,加之摹刻传神,故能备尽王书风采,成为后人学习行书的方便法门。此碑刻成后,其传播与影响极为深远,据载继之而起的集王碑刻有十余家,其风气一直延续到宋、元、明后。故王体行书成为唐宋官方院体书风的主流代表,此碑功不可没。然时至今日,即使专业学者,也往往只识《怀仁圣教》,不知《赵模千文》矣。
正因学王成风,极受欢迎,招致历代捶拓不休,传世《集王圣教序》拓本从最早的北宋一直到现当代,在所有古代单种碑拓善本中独占鳌头。而鉴别拓本的早晚优劣已形成公认标准。碑身早在宋代就已出现细微裂痕,一九七二年碑林工作人员在修缮《石台孝经》时从底座下发现一件约南宋晚期(金代)拓制的整幅《圣教序》,碑身尚未断裂为两段,可确定断裂时间约在南宋末年至元初,故凡未断者皆可视为宋拓。根据损泐状况,宋拓中又可分为北宋与南宋,据前人总结的断代分期,十五行末“故知圣慈所被”之“慈”字右上角两点完好,虽有细纹,但未损笔画,二十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左下角不连石花,即为北宋拓本。若六行“纷糺所以”之“纷”字右旁分部首撇可见,“以”字右半起笔未泐粗,则为北宋本中尤早者。《善本碑帖录》作者原北京琉璃厂庆云堂主人张彦生,平生所见此碑善本极伙,评价“北宋早本字瘦硬,北宋晚拓字肥润,南宋拓字渐瘦弱无力,宋末元明初拓字瘦秃”,实为经验之谈。传世宋拓虽不少,但符合北宋拓本条件的堪称稀有,包括极个别的北宋早本在内,几乎均收藏于海内外各公私机构。民间流通的旧拓善本中,南宋拓本已可称顶级珍品。
此本《集王圣教序》为明代晋王府旧藏,是张彦生曾过目的北宋拓善本,宋锦面,经折装,帖心部分共二十四开,序记首尾齐全无缺,宋粗皮麻纸,浓墨毡蜡,笔画瘦硬挺劲。帖心前后有明代“晋府书画之印” “敬德堂图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清人“紫竹山房”“国子先生”“江方衔印”。据鉴藏印可知此本最先为明代晋藩所藏,首任晋王为朱元璋三子朱棡,一直沿袭封号直至明末末代晋王朱宣烜投降李自成为止,“敬德堂”为历代晋王的图书收藏斋号。清同治间,归江方衔所有。江方衔,字翰臣,又字升阶,山东即墨(今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己亥科顺天举人,诰授奉政大夫(五品)。甲辰(一八四四)考取国子监学正,历任率性堂、修道堂助教,南学主教。咸丰辛亥(一八五一)顺天乡试,外收掌官。壬子(一八五二)对讲官。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京察一等,例选同知,改补主事。据册后现代收藏者莫文骅题跋可知,此本系一九六二年在青岛旧书店中觅得,返京后请碑帖专家张彦生过目审定,题写跋语,定此乃“慈”不损、“缘”未连石花之北宋拓本,且系宋代仿经折原装,宋锦原面,又为明晋府旧藏,可称“三绝”。
莫文骅(一九一〇—二〇〇〇),原名莫万,字六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装甲兵政委,一九五五年授予中将军衔。其一生戎马之余,酷爱读书,一九九一年七月将珍藏的一批古籍、字画、文物珍品,无偿捐献于家乡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南宁市博物馆。今册中除莫氏题跋、题记、题签外,尚可见多枚个人用印。此外有今人王敏、张西帆、魏传统、孙大光、独峰的观款观跋。张彦生在一九六三年第三期《文物》发表的《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一文中,对传世善本详加列举,将此本与南皮张可园藏两本、朱翼庵本(故宫博物院藏)、张效彬本、崇恩墨皇本(天津博物馆藏)、殷铁庵本(国家图书馆藏,近年已由西泠印社出版社精印)、刘正宗本(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张应召本(上海图书馆藏)、许翰卿本(故宫博物院藏)等知名的北宋拓本列为同品级。须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诸本多经后世揭裱改装,真正宋拓宋代原装裱的似唯见此本。

【集王圣教序】
碑建于唐咸亨三(672)年 。弘福寺和尚怀仁从唐御府所藏王羲之真迹中,用廿余年时间集成此碑,模刻精极。是传世书圣王羲之书迹之最大一宗。
【北宋拓本】
拍品十五行末“故知圣慈所被”之“慈”字右上角两点完好,虽有细纹,但未损笔画;二十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左下角不连“石花”,是北宋拓本。与朱翼庵本(故宫博物院藏)、崇恩墨皇本(天津博物馆藏)、殷铁庵本(国家图书馆藏)、刘正宗本(陕西碑林博物馆藏)、张应召本(上海图书馆藏)、许翰卿本(故宫博物院藏)等知名的北宋拓本属同一版本考据。
【宋装】
据张彦生先生鉴定,此本系宋时仿经折本式装裱。
【晋府旧藏】
此本初藏明晋府,晚清归江方衔,1962年由莫文骅先生购得。

碑帖与宋拓
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李娜华
碑帖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载体,人们往往通过碑帖,欣赏和学习古人的书法。
碑是古代刻石的一种,其上刊刻文字,以纪事纪功或作为标识。碑上文字,除具有史料价值外,因其文字,多为书法高手写就,在书法艺术上,往往也具有重要影响。
碑上刊刻之文字,可以通过拓印技术,转拓到纸张之上。一方碑石,可以大量拓印,通过拓印,使其文字内容广为流传。可以说,拓印技术是中国古代印刷术产生的先声。拓印的方法,是将潮湿的纸张贴于碑面文字之上,然后通过捶打,令纸面凹凸与碑面相同,乘其微干,以墨包击打或擦拭纸面,形成高者黑,深者白的效果,如此,深刻的文字便以白色呈现在纸上。这种黑底白字的纸张,即为拓片。将拓片割裱装祯,制成书册形式,即为拓本。
作为书学范本的“碑帖”,其中之“碑”,大多指的就是这种从石碑衍生出的拓片或者拓本。而“碑帖”之“帖”,古时则另有所指。帖是可以作为学书范本的墨迹,即书写在纸帛上的具有书法艺术的精妙文字。这种文字,也称“法书”、“法帖”。名帖皆是精于书法者的手泽,不可多得。像王羲之等大家墨迹,多聚于帝王权贵之手,深藏不露,世人罕见。为了满足广大学书者的需求,保护原本,古人除对法帖临摹外,又发明了影写勾勒等技,对法帖原本进行复制。这种复制之帖,较原作已经有了差距,而且复制艰难,数量不多。以后,又渐渐改为刻版复制。北宋帝王,出御府所藏历代名帖,汇集刻石,刻为《淳化阁帖》,打印赐赏于臣下。从此,亦开刻帖之风,遂令世上名帖,广为传布。刻帖之风既开,也使得原本白底黑字之帖,大都化为黒底白字形态,与碑拓相似。法帖上石和经过多次翻刻,也易失真,所以早期刻帖,更接近原本,比较珍贵。
由于中国古人对于书法艺术的推崇,高于绘画艺术,中国书圣的王羲之的社会影响,也远超画圣吴道子。与此相类,历史上上乘碑帖的热度也令许多传世名画相形见拙。法帖中的《兰亭序》和碑刻中的《集王圣教序》,都是中国古代碑帖中的无上神品。
唐咸亨三年(672),唐长安弘福寺僧怀仁,完成集王羲之书的《集王圣教序》碑刻。这方碑刻,充分利用了当时唐宫御藏王帖真迹,广取其字,或偏傍凑合,或大小展缩,疏密结构.行文布气,咸得其妙。逸少真迹,尽萃其中。前人称此碑:备极八法,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后王帖尽皆散失,这方集帖为碑的刻石,遂成天下至宝。然即为天下宝视,亦遭昼夜捶拓,日磨月损,面目渐变。以致字口日渐模糊,笔划不断瘦削。而捶拓之风,不可扺挡。当书圣真迹不可见时,优质的碑帖无异于真迹的化身。《集王圣教序》刻成之后,久处长安,除不断锤拓磨损外,宋元之际又产生断纹,令人倍加惋惜。所以,越接近于碑石初刻时拓印的拓片,越能完整精确体现其本来风貌,反之,越远离雕刻时间的拓片就会越加失真。另外,在同样的碑石上,因拓工之技有高下,导致其拓片质量也有高下之分,高质量的拓片,能更准确细微的反映文字的艺术神韵。
中国拓印技术源远流长,我们可见最早的拓片是出于敦煌藏经洞的唐代拓本,但这是极为罕见的孤品。实际上,凡是名碑,能见到宋拓已属凤毛麟角。宋拓将宋代某一时间节点上原石上的文字精神韵味给予定格。如同美人,为其留下一幅青春时代倩影,豆蔻年华写照。使我们现在还能欣赏到刻石初期的文字风貌。是以倍加珍贵。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历史上《集王圣教序》捶拓不断,如今宋拓也会存世很多。然而,答案是否定的,宋拓亦有三灾八难、虫蠹人毁、水火之厄,非常珍稀。宋拓之稀少,早在明清时代即有学者论述。
《集王圣教序》乘唐初书圣墨迹大量汇聚于长安这一千载难逢之机,摘精取萃,精刻入石。其后不久,这批墨迹便从世间消失。它以贞珉之坚,向后世传递了了中国古代书法极致的神韵,其功甚巨。前人称此碑的横空出世,岂天地精英之气,不欲遽冺耶?而宋代精拓《集王圣教序》,则继其功烈,将中华民族之文化瑰宝,艺术精华,再度下传。其乘载之重大,其蕴含之绝妙,称之神品,岂虚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