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5545	作品名称	清乾隆御制东方不动佛唐卡
作者	--	尺寸	85×56.5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800,000-1,200,000	成交价	RMB 805,000
材质		形制
这幅唐卡画心纵85厘米，横56.5厘米，表现的主题是佛装像的五方佛之一，不动佛，也称“阿閦佛”。不动佛，身色为蓝色，着袒右肩式袈裟，右肩头有衣角包裹。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施禅定印，坐于仰覆莲台上。莲台下绘有海水，海水下有带支脚的台座，设计十分精巧。不动佛是显教和密教都有的尊神，居于东方，不过密教中它的出现频率更多，地位更高。尤其是在无上瑜伽部中，它已经取代毗卢佛，居于中心位置，统率占据神系主导地位的众多金刚部众神。从图像的角度来说，不动佛有两种形象，一种是佛装，如此唐卡所绘，一种是菩萨装。通常说法，佛装不动佛常见于显教和密教的下三部（事部、行部、瑜伽部），在无上瑜伽部不动佛以菩萨装为主。这幅唐卡中不动佛的特征并不明显的，除了蓝色的身色，施触地印外，没有显现持金刚杵或大象座这两个特点。不过，在清代绘画的唐卡中，这两个特征并不总是表现出来。从绘画的艺术风格来看，这无疑是一幅出自清宫中正殿画佛处的唐卡作品。佛的身色、五彩祥云、青绿山水、莲瓣台座以及天空的晕染，用色纯正，层次分明，既有宫廷特色，又有西藏新曼唐画派的特征；另外，地面上的青草、山丘、溪流虽学自汉画，但是已经体现出明显的西藏唐卡的形式化特征，是画佛喇嘛的传统表现手法。在山野中出现鹤、鹿、牡丹花、嶙峋怪石山岩、佛前供桌上精致的供具和宝物，均含吉祥之义，具有宫廷的富贵之气，更接近皇家的风气。佛座结构精巧，在莲瓣下表现海水，虽然出自藏传佛教传统题材，但是下承木质感的瓣形台座则是清宫独创的巧思，表现出艺术家博采众家的视野。从山水背景以及怪石、山岩、牡丹花的表现特点看与故宫梵华楼下唐卡的特点极为相近，由此判断此唐卡绘制的年代当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毫无疑问是从某皇家苑囿的佛堂中所流出。此唐卡留下了诸多的皇家特征。如裱边用的是清代宫廷内府织金缎，裁剪整齐，用料完整，是宫廷唐卡装裱的特点。另外还能反映它具有皇家血统的特征是唐卡背面的两个小黄条（黄纸签），一张贴在裱边内侧，墨书“东方不动佛”，另一张贴在画布背后，墨书“不动佛”，而且在这三个字下方还画了一个小圆圈。这两张小黄条虽然不起眼，但是却透露出很多鲜为人知的重要住处，二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根据清宫档案记载，紫禁城中正殿一区最后一座两层楼房叫淡远楼，在淡远楼下专辟三间作为“画佛处”，即画唐卡作坊。清宫唐卡主要由驻京的喇嘛画师绘画。档案中通常将这些喇嘛画师称为“画佛像喇嘛”。他们的任务是奉旨绘画各种题材的唐卡。画佛像喇嘛主要负责绘画画心部分，画完以后，即在画布背后贴上尊名，以便识别。这就是第一张黄条的功能。画心部分送到造办处灯裁作做装裱，由木作等作坊完成添加天杆、地杆、佛帘、绦子等一系列装饰工作后，一幅唐卡的加工基本完成，后由画佛像喇嘛在唐卡背面写咒（也叫“写藏”），然后交驻京呼图克图念经，庆赞开光。再这一过程中，由于第一张黄条已经压在裱边之下，为了每幅唐卡不致混淆，通常会在唐卡天杆的珠圈儿上系长的黄条，以方便训别。但是这种黄条多数只见于博物馆藏品中，私人收藏过程中，极易丢失破损。清宫唐卡一旦挂供在佛堂中时，长的黄条有碍观瞻，一般不再保留，往往还会留下另一下黄条，即第二张黄条，它是为了保证工匠在挂供过程中不会出现错误，所以在皇家佛堂中挂供过的唐卡往往都会在挂供前在唐卡背后再贴一张黄条，然后让工匠去挂供。第二张黄条还有一个用处是方便以后检查核对佛堂中的法物数量。清宫内务府有严格的操作流程，保证皇家佛堂中的法物不致被盗，它建立了一系列的档案，建立相应的核查机制。比如，每个佛堂都是完善的《陈设档》、《开除档》、《新收档》等，每过若干年《陈设档》都要重抄一遍，更新陈设目录。因为佛堂中的法物频繁发生变化，有的被移走了，会记录中《开除档》中，又有新的法物增加进来，会记录在《新收档》中。而这些变化若干年后会反映在新的《陈设档》中。所以当我们查阅《陈设档》时会发现，档案的封面上多数都会有具体年号，比如“乾隆十三年立”，“道光二十年立”的字样，这就是指档案更新的时间。而每次更新佛堂中的法物都要奉旨由内务府的太监逐一核查佛堂中的法物，然后一一画圈，证明这件法物当时就在现场。这件唐卡第二张黄签的“不动佛”之后画的圈就是当时宫廷现场核查留下的记录。撰文 / 罗文华蓝天白云下青绿山水间 ——清代乾隆宫廷不动佛唐卡欣赏清代帝王崇重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唐卡艺术由是传入并大兴于北京宫廷。在清代近三百年历史上，藏传佛教主要盛行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而三朝之中又以乾隆一朝最为突出，藏传唐卡艺术在北京宫廷的发展亦复如是，也主要盛行于乾隆时期。据《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档》记载，乾隆时宫廷唐卡绘制频繁，规模盛大，参与画师众多，绘制技艺高超。现今遗存的清代宫廷唐卡也主要为乾隆时期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雍和宫都有大量收藏，其中有些仍然供奉在佛堂之中，保持着历史原貌；也有不少在清末民国流出国门，为国外私人或博物馆收藏。近年来随着藏传佛教艺术品收藏的不断升温，国内外佛教艺术品市场上经常可见乾隆宫廷唐卡现身，据笔者初步统计，从2012年至2018年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上现身的清乾隆宫廷唐卡不下40幅。这些丰富的遗存足以反映清代乾隆宫廷唐卡的历史面貌和艺术水平。此次北京保利拍卖推出的这幅不动佛唐卡就是一件乾隆宫廷唐卡的重要代表作品，对于研究乾隆朝宫廷佛教、宫廷唐卡艺术和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幅唐卡上，主尊不动佛位于画面中央，全身蓝色，表五大（五大为地、水、火、风、空）中空大的净相，象征法性不变。头饰螺发，头顶现高肉髻，面如满月，面容庄严寂静。躯体圆满，胸部隐现球状的双乳，意在表现其女性和母亲般柔软和慈悲的品德。身着黄色袈裟和红色僧裙，僧衣上满是金汁描绘的缠枝及莲花纹饰。结跏趺端坐，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根本定印，代表清净人类的嗔恨之毒，将人类染污的识蕴转变为圆满无缺的清净智慧——大圆镜智。佛的身后绘绿色头光、蓝色身光和白色的举身光，身光上勾勒密集的涟漪状放射线，象征佛的智慧如太阳一样光芒四射，普照大千，身下绘五彩仰覆莲花瓣，其下又承以曲腿圈足的圆凳式台座，一切庄严圆满具足。佛身外有五彩祥云环绕，佛座前有长方形供案，其上置盆（海棠形）、瓶、壶及灵芝、犀角、摩尼宝等各类供器和供物，又共同烘托出不动佛不同凡俗的庄严与神圣。主尊之上的天界绘出一尊标准的释迦牟尼佛像，意在表示佛祖释迦牟尼佛向现世众生宣说妙喜佛国的殊胜景象及教主不动佛独特的智慧和功德。画面上除了两身佛像而外，其他皆为陪衬的景物。上方以蓝色为地表现天空，且以深浅的不同突出天空的浩瀚无垠。天空上飘散着朵朵祥云，有白、红、蓝、绿、紫等不同色彩，有蘑菇状、如意状、长尾式等不同的形状，壮观美丽，飘渺神奇。蓝天之下是一片广袤的绿色大地，大地上有花草树木、山石河流及羊、鹿、白鹭等各种鸟兽，放眼望去，绿草如茵、树木成行、山花烂漫，各种鸟兽悠闲自在地出没于自然景物之间，一切是那么和谐宁静、清新宜人，生动再现了宋代郭熙所言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自然山水意境。地界的下方正中有一泓池水，水中涌出摩尼宝、火轮、犀角等各种民间杂宝。这是向不动佛供奉的世间珍宝，也可理解为不动净土的自然显现，因为根据不动净土经典记载，不动净土人民食衣住行上的所有需求，只需起心动念，就会自然现前，这一切都是不动佛的本愿所致。归纳上面所述，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蓝天白云下，青绿山水间，一主一次两尊佛陀端坐于天地的两界。整个画面从形式到内容的确是如此的简括和平淡。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初次看到这幅唐卡，似乎一下子就可以把它看透可懂：画面干净漂亮、色彩明亮鲜艳、构图简约大气、风格清新明快，比起一般唐卡显得高档和贵气，大致如此而已。刚刚看到这幅唐卡，我的感觉和看法也基本停留于此。但通过细心观察，并用心研究，现在体会就完全不同，发现它光鲜简约的外表下面深藏着许多奥妙，正所谓“简约而不简单”。其奥妙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它的技法。这幅唐卡从整体到局部，从佛像造型到自然景物，一笔一划、点染皴擦，皆一丝不苟，手到心到，而且手法极其细腻，使人物和景物的表现无不生动传神。如中央主尊不动佛，它是全幅唐卡的重心所在，绘画者不仅以标准的量度表现了佛陀的相好特征，而且以精细的笔触刻画了它的衣纹、衣纹上精美的花纹、以及头光、身光、举身光、莲台及台座等装身饰具，看到如此庄严的佛像，人们自然会油然生起敬信，发出如当年苏东坡一样的赞叹：“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而佛像周围的景物也无不精工细描，花草树木或以点染表现其荒野与繁密，或以细笔勾勒清晰的树杆、枝叶和花瓣；山石或晕染或平涂，表现出不同的形状和颜色；而各种鸟兽的表现最具意趣，它们或立于空旷之处，或藏于树丛之中，活灵活现，悠闲自在，增添了画面的自然之趣和无限生机。当然，技法的表现不仅体现在笔法上，同时也体现在位置的经营、色彩的运用和搭配、树木和山石点染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的表现也都十分精到。如花草、树木、山石看似漫山遍野，实则井然有序，看上去高下得宜、远近有别。整体观之，全幅唐卡布局之严谨、勾勒之精细、佛像之庄严、人物之生动、色彩之明艳，可谓精妙绝伦。这样精妙的技法表现显然不是一般画师所为，无疑是出自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师之手。第二是它的风格。这幅唐卡虽然表现形式和内容十分简洁，但风格并不简单，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宫廷、藏东噶玛噶智和蒙古等多种风格元素，具有风格多元化的明显特点。其中，乾隆宫廷风格的具体表现如：严谨的构图、精细的勾勒，规范的佛像造型、艳丽纯正的色彩、高档华贵的装裱、以及云朵、圈足台座的造型样式等；藏东噶玛噶智风格的表现如：大面积自然景物位置的经营，花草、树木、山石、河流、鸟兽等景物的描绘及形态；蒙古风格的具体表现如：画面整体用色及景物的设置等，符合蒙古高原的自然风貌，佛像竖立如刺的螺发、胸部隐现的乳房等，是蒙古唐卡习惯表现的佛像特征。但在这些艺术元素中，蒙古艺术的表现似乎更加强烈一些，因为整幅唐卡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色调和风景，而色调和风景又非常契合蒙古地区的自然风貌和蒙古人的审美情趣，因而很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蒙古地区。但综合分析来看，虽然这幅唐卡融合了乾隆宫廷、噶玛噶智和蒙古等多种艺术元素，其中的蒙古元素表现尤为突出，但其产地我们可以明确地确定在乾隆宫廷，是乾隆宫廷对其他风格的吸收和融合，体现了乾隆宫廷唐卡风格多元化的审美倾向。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藏东和蒙古任何一地绘制的唐卡，在构图、画工、色彩、装裱等方面都难以及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另外，唐卡上出现的五彩祥云、圆凳式台座等，具有内地和宫廷文化鲜明特色，是藏东和蒙古唐卡上不可能出现的形象特征；唐卡背后边缘有两处黄签，分别题名“东方不动佛”和“不动佛”，字体工整秀美，更是带有乾隆宫廷唐卡的明显标记。当然，对于这幅唐卡风格上出现的多元化特点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可靠依据。其一，清宫档案明确记载，乾隆时期宫廷唐卡的绘制有蒙古、汉地和西洋等不同的画师参与。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三月太监厄勒里所交御容佛像，即出自中正殿的蒙古画佛喇嘛伊什之手。其二，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乃至宫廷佛堂的喇嘛大多来自蒙古地区，大量蒙古喇嘛参与北京和宫廷藏传佛教事务，自然要将蒙古人的审美情趣带到佛教艺术的创作之中。乾隆时期北京雍和宫的佛像和唐卡风格就表现出浓郁的蒙古审美特色，现在有的学者因此将其作品直接归类为“北京雍和宫风格”。其三，在清宫现存的一些唐卡上，我们也明显可以看到其风格的多元化特点，可以看到如这幅唐卡一样的藏东、蒙古等多种艺术元素，而此幅唐卡上非宫廷唐卡上常见的物象造型及样式，如自然景物、佛像下花瓣状的莲台、烟炭状的山石等，在现存在清宫唐卡上都可以看到。由此可见，这幅唐卡很有可能出自供职于宫廷的蒙古画师之手，他在表现自己擅长的民族审美的同时，利用了宫廷得天独厚的工艺技术，吸收借鉴了其他宫廷画师技法之优长，从而创作了这幅具有蒙古审美特色的宫廷唐卡佳作。第三是它的立意。主要体现在唐卡表现的自然山水上。全幅唐卡以大片自然山水陪衬主尊不动佛像，看上去像是对噶玛噶智风格的借用，而实则另有高深的立意——它不是喜欢山水而画山水，而是以自然山水表现不动佛的妙喜胜境，将妙喜佛国搬得到了人间；它打破了西藏唐卡一贯表现的亭台楼阁、众圣会聚、诸天涌现、众宝庄严、美轮美奂的不动净土，而代之以大漠的山水风貌。这是一种大胆的想象，也是一种合理的设计。因为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佛国世界是佛教为引导众生脱离苦海而设计的一个个理想世界，是佛教崇高思想和理想的象征，它并非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而就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中，正所谓“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我们不能识其真如法性的本来面目，那是因为本来纯净的心受到了凡尘的染污和障蔽，如果心净无垢，智慧洞开，那么目之所及随处即真，皆为清净佛土，就如《维摩诘经》所讲“心净则佛土净”。由此可见，这一高深立意的设计赋予了这幅唐卡伟大的现实主义意义，它拉近了佛国与人间的距离，使唐卡在表现内容上更加贴近现实，也使唐卡在形式上增添了田园般的艺术意境和美感。而这一设计又恰好可以弥补和满足当时居住在深宫内苑，看惯了红墙黄瓦的帝王将相们不一样的审美追求和享受。综上所述，这是一幅构图简洁但画工精细、风格独特、立意深远的唐卡艺术作品，它具有乾隆宫廷唐卡的艺术气象，体现了乾隆宫廷唐卡多元化的艺术倾向和审美特色，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清代乾隆时期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文化艺术交流互鉴的盛世景象。其历史、艺术、文化、宗教和工艺等价值非比寻常，值得大家特别关注。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