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6 董其昌 行书临蔡苏黄米卷 手卷
LOT号 | 0926 | 作品名称 | 董其昌 行书临蔡苏黄米卷 手卷 | ||
作者 | 董其昌 | 尺寸 | 24.5×266cm | 创作年代 | -- |
估价 | 1,200,000-1,500,000 | 成交价 | RMB -- | ||
材质 | 水墨绫本 | 形制 | 手卷 | ||
题识:仿蔡苏黄米书。欲寻轩槛倒金尊,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花园。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待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吉祥院探花作,襄。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东坡居士。桃李无言一弄风,黄丽唯见绿匆匆。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我欲东。涪翁。入境寄集贤林舍人作。扬帆载月远相过,佳气葱葱听诵歌。路不拾遗知政肃,野多滞穗是时和。天分秋暑资吟兴,晴献溪山入醉哦。便捉蟾蜍共研墨,綵笺书尽剪江波。芾。吴门舟中,其昌。 钤印:玄赏斋、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二、三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1306页,第86、79印) 鉴藏印:如水轩 说明:文物公司旧藏。 明代对文人的态度,既无两宋的优待,也非元代的疏离,而是近乎剥夺自尊的残忍。在晚明,因冒犯皇权而遭受侮辱甚至身家被灭的文人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董其昌以其隐逸之姿,成为“大隐”的典范。正如《南华经》所言:“大隐隐于朝”。故“宋四家”的生活与境界对董其昌而言,无疑令其神往。在董书理论的研究中,主要依据《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考证到董对宋人书法,尤其是米芾的赞美。(而其在晚年对宋人书法评价的转变,在此不与赘述。)众所周知,米芾常于舟中创作书画信札,故有“米家书画船”之典。而钟情于米书的董其昌因一生中多次因公务乘舟周游各地,即使辞官归家期间,董也不厌效仿,以扁舟载书画游历江南的太湖流域。因此,他成为了史上继米芾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本作通过落款“吴门舟中”、钤印“如水轩”“知制诰日讲官”等可推测,是由董氏早期做官时在舟中所临“宋四家书”长卷。分别为: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的诗歌。而若细细读来,则会发现这四首诗词并非只为临四人之书,而是透过极强关联的故事性,或揭示前文所提到董氏在时局有感而发的生活心境: 一开篇,借用蔡襄之诗:在黄昏时分,想要寻找一处亭榭胜地来饮酒消遣。可江上烟霭云雾逐渐入夜显得昏暗不明。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东风身上,希望能吹散满天阴雨。因明日还要去花园赏花,这也为此卷后续埋下伏笔。 第二篇,便到了泛着月光的夜晚,此时酒兴正浓,遂想起苏轼的《赤壁赋》中的歌:桂木船棹啊香兰船桨,击打着月光下的清波,在泛着月光的水面逆流而上。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眺望美人啊,却在天的另一方。 第三篇,为黄庭坚《寺斋睡起二首》其一,与开篇的“明朝待入花园”相呼应,或描述了第二日,晨起逛花园之景:纵使春风不停,桃李依旧无言,花事褪去,绿树已然成阴,可以看见树上的黄鹂鸟飞来飞去,鸣于其间。而后半段则与涪翁共鸣,抒发了归隐之心:台谏之上议论纷纷,但十之八九都是深文罗织,看到此情此景,倘有江船路过,我真想也乘船顺流而去。 尾篇:米芾的《入境寄集贤林舍人》或终写尽了生活在“万历怠政”动荡的晚明时局中,董其昌内心向往归隐山林后的乌托邦之境:披星戴月乘船扬帆经过这里,远远地望见集贤林,见佳气盈盈、闻颂歌阵阵。这里路不拾遗,可知政之严肃;野外多滞留的谷穗,可见时局之和。天有秋凉暑热,故吟咏;晴天带来了美丽的溪山让人沉醉。于是我捉蟾蜍研墨,写出的彩笺书信几可剪开宛若轻纱的江波。 董其昌一生传世作品颇多,属行草书造诣最高。本卷董氏虽提及临苏、黄、米、蔡书法,但从书风细究,为行草书,临某一家书体的特征并不明显。这正是董其昌书法创新的一面。他曾云:“临书先具天骨,然后传古人之神,太似不得,不似又不得。”何三畏亦称董书:“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唯有了解董氏偏爱及长期在这一种舟旅中独特的创作心境,方能感受董氏的作品风格,及其书画史理论体系之形成背景。本卷《临蔡苏黄米书》无论从创作历程、内容考量、书法造诣都堪称极具代表性的吴门舟中其昌之作。 依据本作用印所钤“知制诰日讲官”以及“董其昌印”这一对印来看,可知此作的创作时间大致在1616年之后。李慧闻在《“董其昌的世纪”展览作品用印分析》中认为:“迄今为止,我发现的最晚钤用13/14号对印、16/17号对印和19/20号对印的是董其昌1615年7月题唐寅《观杏图卷》的跋文,是图现藏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画集》图版14,1963年)。而到了1617年,董其昌则开始钤用另一对章(64/65,见XVI组)。1616年3月,董宅被毁(见《董其昌的一生》第4部分),估计原对印亦毁于一旦,董其昌乃因此着意复刻一过,即得64/65号对印。因此,不妨暂时认定董其昌最早使用64/65号对印是在1616年3月”。(参见下图) 故宫博物院、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各藏有董其昌书《临苏黄米蔡帖卷》,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作《临宋四家书卷》《临苏黄米蔡帖册》。故宫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其《临苏黄米蔡帖卷》,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作《临苏黄米蔡帖册》为较晚年之笔,虽言临苏、黄、米、蔡书法,但从书风观察,临某一家书体的特征并不明显,这正是董其昌自书自法的一面。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作《临宋四家书卷》作于1617年,其笔法和字形皆追寻四家之风范,与本作意趣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