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行书五言联

237×57cm

书法与绘画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至“书画同源”一说至今仍在沿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首提“书画同源”：
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

吴昌硕 篆书节临石鼓文

1920年作
38.5×156cm

当年的象形文字，已经发展成为了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草、正诸体；而对于事物形态的描摹刻划，也从最早的“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幻化出了一部异彩纷呈的中国绘画史。现在看来，无论是画家以具体形象描绘世间万物，还是书法家以抽象符号表达的黑白关系，它们都是创作者对自然的观察与体悟。书家与画家虽然用不同的形式阐发了自己对于自然的理解，但他们心中对于阴阳调和的诉求是相同的，而这种中正冲和的创作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其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历久弥深，也是书画艺术相融、相通的根本所在。

康有为 行书五言联

132×31cm

作为一门精英艺术，世人对于实用书写与书法艺术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以及书家、知识分子阶层一向的清高孤傲，使得优秀的书法家总是以一种逆势的姿态出现于其时代之中，以“耻与人同”来表达他们的书法观念。这种安详之下隐隐的叛逆精神，却让本应年迈的书法艺术，时刻焕发着如年轻人般的生机与活力。对于我们这个使用汉字的民族而言，书法能以一种常在而常新的形式存在，其意义不仅是推动了书法自身的发展，同时更是让汉字作为实用的交流工具和文化传承的载体能够沿用至今，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郭沫若 行书七言诗句

161×34cm

今秋拍卖的近现代书法专场，大体分为两条轨迹，即“尊碑”与“崇帖”，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亮点，也造成了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即使在那个碑、帖界限最为敏感的时期，二者间也并非是泾渭分明的。虽然康南海之辈一味尊碑，清末的状元、榜眼们崇尚帖学，不过我们所能见到的更多的作品还是体现出书家对于碑、帖的广泛取法，沈尹默、溥心畬，乃至集碑、帖大成的于右任，皆于此中。

沈尹默 临倪宽赞册（八开册页选二）

1940年作
29×22cm

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民族，当他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都是可悲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同理，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延续，当我们在面对汉字与书法艺术时，如果不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与内涵，哀莫大焉！本次书法专场中各幅书法作品，如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触摸当时书法名家们各自创作之时的思想情态与人生际遇。

郭沫若、于立群 毛主席词两幅

1966年作
68×44cm

启功 行书七言联

1980年作

130×3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