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上半年通过翦淞阁文房古器录专场让我们充分感悟了“文人情怀”，下半年我们奉上让您体验 “宫廷逸趣”的玉壶轩清代宫廷文房清供珍藏。本场精选50件清代宫廷艺术珍品，以玉石雕刻类为主，辅以铜器，木器，纸本等多种材质。清乾隆水晶东方朔立像，用材硕大纯净；御制白玉雕牌式双联瓶，小器大样彰显皇家配饰之奢华；利用翡翠和碧玺雕两种材质雕刻的一套“国泰民安”摆件，设计者用材质与色彩碰撞出火花。门类涵盖广泛，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陈设及生活配饰为主，其中一组清乾隆大型金丝楠木雕松鼠葡萄落地罩、御制松花石三多九如御制诗文插屏和黑漆描金皮球花多宝格都是清代宫室的典型家具陈设；又有御制黄玉鸠首方竹刻御制诗文杖，南红玛瑙九如笔舔，白玉辟邪式砚滴，铜错金天禄香薰，棕竹柄绘花卉成扇……清风徐来，一时间恍若时光倒转，得以窥见数百年前宫廷生活的风貌。

清乾隆 御制黄玉鸠首方竹刻御制诗文杖 
L119
300——500万
备注：法国贵族旧藏

鸠首以和阗黄玉雕琢而成，玉色温润沉着，且因历来产量稀少而备受珍视。明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中就论道：“玉以黄玉为上，羊脂次之……每年春秋两季贡玉中，良者万里不择其一。”所雕鸠雀鸟头微侧、嘴喙紧闭、眼睛雕圆，翅合拢于背，尾羽上翘、微张如扇，体态丰满。造型简练圆润，但于翎毛等细节处又雕刻极精。玉鸠下方榫口和杖身之间有一圈铜鎏金构件相连，其上錾刻卷云纹。杖身十节，笔直修长，下端着地处为防磨损，亦以铜鎏金构件连接并镶须弥座式黄玉堵头，金玉相连，可以想见手杖着地时敲击砖石地面的清脆之声，于低调含蓄中彰显高贵的皇室气派。
其杖身所用竹材甚为特别，截面呈圆角方形，唐代段公路曾有《北户录•方竹杖》：“ 澄州产方竹，体如削成，劲健堪为杖，亦不让张騫笻竹杖也。…”。方竹制杖甚为稀有，乾隆皇帝曾作诗以咏之，曰：“无竹不有节，所希见乃方。益彰此君概，岂逐世人常。可并羲经直，如闻汉诏良，惟赢蜀筇者，赠客却传王。”（乾隆御制诗《方竹杖》）诗中说，所有的竹子都有节，但最稀少难求的是方竹。方形彰显了这种竹子不同一般的气概，既有不屈之节，又谦虚刚直方正，不去追逐世俗的庸常。伏羲氏作八卦，以八索（即八根直绳）为卜。意指竹杖的“方直”的本性可与八卦平行；也如同汉帝下诏召募的品行方正的贤良之士。最后说，蜀地的筇竹是竹中之王，而这根方竹杖胜过蜀筇的地方在于赠给年高德劭的客人时传达了帝王题诗中的一片美意。
鸠杖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因其杖首以鸠鸟纹为饰而得名，老人年始七十者由政府授给。传说鸠为不噎之鸟，刻鸠纹于杖头，可望老者食时防噎。《后汉书•礼仪志》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关于鸠杖，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据《风俗通》所录，刘邦与项羽战，刘邦败逃藏于草丛之中，这时有鸠鸟鸣于头上，追者以为鸟下必无人，刘邦遂得以走脱。后来刘邦认为鸠鸟为祥瑞之禽并感激其恩，于是作鸠杖赐与老人。
鸠杖的流传，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美德。乾隆皇帝对此非常重视，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他曾大量用上等白玉、碧玉制为鸠鸟做成鸠杖。在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曾多次题咏各种鸠杖及雀杖。如在《咏和阗玉喜鹊杖头 • 序》中，乾隆提到满洲建国历史上神鹊营救祖先幼子的故事，（当时喜鹊落在逃亡的幼子头上，追杀的叛军认为是棵枯树就停止不追了，幼子得以逃脱），认为与汉高祖得救于鸠鸟的故事相同，都是神助圣朝。因此这个典故也是清代宫廷重视鸠杖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件鸠杖不论是从材质或工艺上看，都应是乾隆时期所制。据目前所知，有过公开出版的故宫中保存完好的鸠杖有三柄，其中两柄为方竹杖，杖首鸠鸟白玉、青玉各一；另一件为紫檀柄，鸠首为白玉。另尚有青白玉及碧玉鸠杖首各一件。此外1954年在颐和园出土一件白玉鸠杖首，现存首都博物馆。而目前私人收藏中保存完好的鸠杖仅见于本次上拍这件。
此竹杖上环刻 “宜园题杖”诗一首，曰：“何年籍此一枝笻，扶我闲游万绿丛。老眼看山非不爱，此身那得住山中。“后题“岁在乙亥”。 大意为：何年用这一把老竹杖，扶我在葱荣绿树间闲游呢？老眼看着那山林，并不是不喜爱，只叹此身非我有，怎能住到山中去呢。“一杖筇”中的“筇”，指的是制竹杖的筇竹，生于蜀地筇山，中实而节高，可作手杖，俗谓之扶老竹。诗文一方面表达了杖主人希望老来能够享受安逸闲适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感叹了岁月的无情，终究要靠一杖扶老。语虽平淡，却极具韵味。
据查，宜园为乾隆帝第八子永璇的别号，他生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史料记载他是有名的书法家，书法赵孟頫，犹丽可亲，亦能作平远山水。著有《古训堂诗》，借国内未见。国子监首都图书馆藏有一册《清皇八子小楷真迹》末页有“皇八子稿”四字，下钤朱文“皇八子章”、白文“宜园”二章。观其诗句可见其人，诗中处处反映出他的佛家思想和魏晋文人的风流情致。而他的书法上溯二王，参孟頫笔意，即有风骨又兼娟秀，与此件竹杖上的诗文无论是诗意亦或笔法上都甚为相似。
永璇于乾隆四十四年 (公元1779年)封为仪郡王，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进封亲王，道光十二年（1832年）薨，享年八十七岁。此处诗中的乙亥或为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此时的永璇虚岁正好是70岁。遵循古制，当老人年纪到了七十岁时政府会授之以鸠杖以示呵护及尊崇。（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就有赐杖或授杖于老者的礼俗。《礼记》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在宫廷，帝王还以授杖“褒元老，彰淑德”，如：魏文帝“引汉太卫杨彪，待以客礼，赐之几杖”（《魏书》）；东汉“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诏赐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也”(《后汉书》)。在这里，手杖除“扶老”的作用外，还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乾隆时也曾有过由皇帝授给老者鸠杖的记载（清代昭槤《啸亭续录•千叟宴》记载：“ 乾隆乙巳，纯皇帝以五十年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据此可以推测此杖或为乾隆时期所制，后由嘉庆皇帝在仪亲王永璇70寿辰之际赐予他这位兄长的。

清乾隆 水晶东方朔立像 
H28 
260——380万
备注：1.1910年代，H.S.whitaker先生收藏；2.1980年代，美国Mary Marten夫人收藏
出版：1.Chinese Porcelain And Hard Stones，EDGAR GORER J.E.BLACKER,VOL.Ⅱ,1911年，图251；2.Chinese Art Ⅲ，Rizzoli，1982年，图186

此件水晶东方朔立像用材硕大，高28厘米。雕刻的东方朔体态雍容，神态诙谐，手握寿桃，道骨仙风。工匠充分利用了材质的特点，将人物头部和腹部表面做磨砂处理，使其具有了肌肤的质感，而周身其余各处衣饰等皆采用抛光处理，产生明暗对比，使得整座雕像更具立体质感。在细节刻画上，虽然因水晶质地脆硬不易加工，但这尊人像却制作得十分细致生动，刻画精细，须发可数，衣纹细腻流畅，抛光细致，望之剔透清明，隐约有七彩宝光。且传说中东方朔为人通达玲珑，用剔透如水的水晶为他造像，构思之妙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主体材质异常纯净，宛若冰晶，仅足部略见有天然纹理。水晶古称水精，被视为祥瑞神异之物。天然水晶通常会呈现各种颜色，或含有大量的细小固体或气液包体，像棉絮一样分布在晶体内，很难有完全透明、一点杂质都没有的晶体。故历来水晶往往只做小件器物，北京故宫一件清宫旧藏的水晶球直径7.8cm，因毫无裂纹和包裹体等瑕疵，在当时即被视为奇珍。而据记载，世界上最大而又透明无瑕的水晶球直径为21cm，价值连城，现收藏于美国史密斯博物馆。台北故宫藏有一件水晶寿星，材质、造型及工艺与此件极为相似，但尺寸只有不到20厘米。如此件形体之巨，材质之佳者极为罕见。
此件雕像的来源传承甚为清晰，曾在1911年英国伦敦的Chinese Porcelain And Hard Stones，EDGAR GORER J.E.BLACKER,VOL.Ⅱ中有过出版，此书汇集了当时世界级顶尖藏家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其中北京保利2012年秋拍以4945万人民币成交的曾被J.P.Morgan收藏的清乾隆御制翡翠雕辟邪水丞（4945万人民币成交）也曾被收纳在这本书中。此后，本件水晶雕像又在1980年代被美国的Mary Marten夫人所收藏，并在Rizzoli出版的 Chinese Art Ⅲ中有过著录。

清乾隆 御制羊脂白玉雕牌式双联瓶 
L8.8
100——150万  
备注：英国亚历山大家族旧藏，得自1901年

这件乾隆御制白玉牌式双联瓶，选用上等和阗白玉籽料，温润滑腻，色泽白皙雅致，通体纯净无暇。样式采用了清代流行双联瓶样式，此种造型可追溯久远，从新石器时代的双联陶壶，到唐三彩亦有此制，通常是两瓶的腹部粘连在一起或自口至底通体相连。形制如连体双鱼，又称“连体瓶”、“双鱼瓶”或“合欢瓶”，有美满和谐之意。此器造型依势变化成玉牌之型，纤巧易于佩戴，玉瓶中间掏膛，工艺精湛，膛腔光滑平整，子母口严丝合缝，扣合后几不见切割痕迹。两瓶颈间以玉璧纹及索绳纹相连，周边饰夔龙纹联结成一体，使器型之方圆线条转折有秩，可见匠工之不俗。瓶腹两面对称浮雕夔龙及夔凤纹，纹饰古雅，恰合阴阳相合之道，喜庆祥瑞。雕工妙到颠毫，花纹隐起玉面之上，清晰又不刻露，纹饰之美与材质本身之美交融合一。夔纹始流行于商周青铜器及玉器上，出现于此正是乾隆时期仿古风的体现。器两侧均有上下通穿孔，可以丝绦连系，其下又以丝绦结一宝杵形玉杠，两头呈莲花形，碾琢精细。这件御制白玉牌式双联瓶是典型乾隆工玉器，造型典雅大方，构思巧绝，不仅玉质绝佳，且雕工简洁明快，整体线条显得挺拔硬朗，又不失清雅秀丽，颇具装饰意趣。纹饰整体协调一致，细部刻画游刃有余，足显工匠高超技艺，展现出典型的清宫御制的巅峰水平。台北故宫及辽宁省博物馆均有类似器物入藏。此件则为英国著名的亚历山大家族旧藏。William Cleverley Alexander（1840﹣1916）及其家族以其收藏的大量中国艺术品而闻名于世，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一件汝窑碗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历山大碗”。 2004年其家族收藏的一件元 青花双葫芦纹瓶以344.5万英镑（约合4902.6万人民币）成交。

清乾隆 御制松花石三多九如御制诗文插屏 
L75 W26.5 H74 
280——380万

松花江石又名松花玉，本名乌拉石，《砚林脞录》载：“松花石砚温润如玉，绀绿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涩不滞笔，砚之神妙尽备。”松花石制砚最初见载于康熙末年陈元龙所编《格致镜原》，书中称康熙帝得松花石“尝识其佳，创自圣心，命工创制为砚”。在此之前，松花石材主要被当地人用来制作磨刀石。康熙帝慧眼独具，认为松花石“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溢毫，故其宝也。”用以制作砚台“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弗能出其右”。自康熙三十年之后，松花石砚成为清朝宫廷专用砚，入贡宫廷，充作“御批”的专用砚，并成为赏赐功臣、驾驭群臣的“恩物”。松花石的产地由皇家派人守护，特授专司衙门开采矿石，并于宫中养心殿造办处设立“砚作”，每块砚石运入宫中后如何使用均由造办处请圣旨后定夺，由如意馆画家名人设计图样，再交内廷工匠雕琢。松花石制砚或砚盒，以康、雍、干三朝最为兴盛，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着86方松花石砚,其中康熙年制32方,雍正年制19方,乾隆年制35方,都有御铭。
而这件御制松花石三多九如御制诗文插屏，系以优质松花石制成大型插屏，十分罕见。盖清宫松花石多以制砚，大插屏则多用祁阳石为之，松花石插屏较为稀少，但极受爱重。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有《题松花石屏渔乐图》、《松花石屏歌》、《松花石屏》、《松花玉石屏歌》等篇章，可见乾隆皇帝对松花石屏钟爱有加。故宫现存一件松树九如松花石插屏，与此件极为相似，唯框用黄花梨，与此件用紫檀框稍异。此件插屏屏心为松花石，体量巨大，颜色又极匀净，十分罕有，一面雕刻鸡冠花及九如图案，鸡冠花多于夏季开花，由许多小花组成鸡冠状花序，因此而得名，它形态多变，枝叶长短参差富有变化，又因别名“高冠”，有加官进爵，高官厚禄之寓意，故常见入画。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清宫画家邹一桂《百花图》两卷，皆有乾隆御览之宝印鉴及乾隆御题诗，《石渠宝笈》和《石渠宝笈重编》亦有着录，图画四季草木杂花一百余种，其中便有鸡冠花，笔致清艳工整，此插屏中所见鸡冠花与之颇相似，或许即为邹氏起稿。三多九如也是清宫流行的图样，以佛手谐音“福”、以桃寓意“寿”、以石榴暗喻“多子”，再用绘九支如意谐意“九如”，即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萌、如南山之寿，皆为祝颂之意。屏中用灵芝代如意，取其形态相近又富天然仙灵之气。此插屏寓意既美，做工亦极为精湛，尤其灵芝及鸡冠花部分采用高浮雕手法，隆起屏面之上，玲珑生动，仿佛伸手即可采撷，花冠和灵芝的质感也被刻画得宛然如真。
插屏背面刻《御制汉光武论》，文字填金，加刻御印，亦见收录于乾隆《御制文集》初集卷三《汉光武论》，其文曰：世之论光武者，率无间言，而多不足其尚图谶一事者，此亦责贤惟备之意乎？然犹有未尽之旨焉。余故叙而论之，盖世治聴于人，世乱聴于神，恶治而喜乱岂人之情也哉？苟系桑之不谨，将复隍之可虞，起伏循环，一消一息。至于人厌流离，天思反徳，必挺生睿哲为人神主。然而飈廻雾塞之秋，草创蓼扰之际，一辰未居，众志不齐，非有神道设教，其何以服天下哉？且光武之兴也，宛人倡复起之谣，西门有当为之谶，既因集事难废半途，是以身历艰险，手定太平大业，爰济明慎，综揽三大政之措施，虽高祖亦将逊其精到焉。而顾以信谶一节，吹求慊德，不亦失善善之意耶？夫盘庚成王殷周之令主也，其迁殷而诰众则曰卜稽东征，而誓师则曰龟命。龟卜虽较图谶为正矣，然使众志一而奉命谨，则亦曷藉之哉？是则光武之为其亦如斯而已矣。若夫称圣经而罪桓谭，则又不无过甚云尔。”
这篇《汉光武论》主要论及世人非议汉光武帝崇尚图谶之事。乾隆则从帝王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即所谓“世治聴于人，世乱聴于神”。光武帝兴起于乱世，因此借图谶、祥瑞神卜之事治理天下，使百姓臣服。清代亦兴起于乱世，雍正乾隆父子对于天人感应、祥云瑞兽等“祥瑞” 之事也非常热衷。尤其对于“灵芝”甚为崇尚。雍正十年，康熙帝景陵坟上生出五色灵芝，雍正认为是《孝经》所说“王者孝格天，则神芝生”的体现。二十三岁的弘历也迅即绘出《瑞芝图》以怀念祖父康熙帝。雍正十一年，郎世宁又为宝亲王弘历绘制《採芝图》肖像。此屏风正面“三多九如”图像正是对祥芝瑞草的精心描绘，清代宫廷艺术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此插屏即为一写照。而背面《汉光武论》的政治文章为这种艺术设计侧面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
其实松花石在清代宫廷备受荣宠，还缘于松花石的产区恰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清皇室十分重视祖源之地，对故土物产也十分偏爱，《清会典》曾规定皇帝冠顶三层各饰松花江所出东珠一枚，遇三大节庆典时只有皇帝佩整套东珠朝珠。皇太后、皇后佩一串东珠朝珠，二串珊瑚朝珠。其余王公大臣等只能佩其他材料做的朝珠。这件插屏以龙兴之地所产松花石制成，又加刻帝王亲制、评论古时明君的篇章，当时必然备受重视，应是常伴君王左右的珍物。

清乾隆 御制白玉“三星赞”御制诗文紫檀插屏
L29 W12 H27.5
230——350万 
程景伊敬书

砚屏又称台屏，古人将其置于砚端以障风尘，多以玉、石、漆木为之，屏心常见镶嵌大理石、彩瓷等。宋代文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说：“古无砚屏……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其实砚屏之用，当在苏东坡、黄庭坚之前，然古砚屏存世无多，难以详考。这件乾隆御制白玉三星赞紫檀御制诗文插屏，选用上好紫檀木，屏心嵌白玉，用料华贵，形制典雅，是出自清宫造办处的文房精品。白玉屏心一面刻三星图，三星即是福、禄、寿三仙，这件砚屏上的三星图，三星皆作士大夫装扮，发戴巾帻，宽袍广袖，与现在台北故宫的清宫旧藏《明陈洪绶三星图》、清代《无名氏绣三星图》相近似。然陈洪绶之作笔意简率奇古，此屏上所刻与《无名氏绣三星图》则细腻清丽，近似当时宫廷画风格，当是由如意馆画师起稿。背面阴刻乾隆帝御制《三星赞》，此文乾隆《御制文集》初集卷二十八见载，题名《福禄寿三星赞》。系乾隆帝集合儒家经典之句而成，并以小字标明出处，其文如下：“我受命溥将（诗），降福穰穰（诗）；大有元亨（易），用敷厥庶民（书）。岂弟君子（诗），受天之祜（诗）；永言保之（诗），俾缉熙于纯嘏（诗）。”、“俾尔戬谷（诗），受天百禄（诗）；惠我无疆（诗），宠绥四方（书）。受小球大球（诗），天其申命用休（书）；绥万邦屡丰年（诗），万物皆致养焉（易）。”、“天保定尔（诗），万寿无疆（诗）；保合太和（易），身其康强（书）。君子所其无逸（书），信彼南山（诗）；以引以翼（诗），惟曰欲至于万书（书）。”此《三星赞》曾见于各类宫廷艺术品上，《国宝沉浮录》法书一节有乾隆《福禄寿三星赞》；绥寿殿中曾有带檀香嵌螺钿圆盒弘旿写《御制三星赞小册页》一套；台北故宫藏《五代绣三星图》上亦有乾隆御笔《三星赞》题跋。此插屏赞文后附题“御制三星赞”、“臣程景伊”，印款“臣程景伊”。程景伊系江南武进人，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郎、尚书，至文渊阁大学士。曾在上书房行走，教习皇孙。任会试同考官，选人得当，充日讲官；又两任乡试主考官，升兵部侍郎。历任礼部、工部侍郎。乾隆三十四年升工部尚书，先后调任刑部、吏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升任协办大学士，屡充国史、三通、四库馆总裁，篝灯校阅，午夜不休。乾隆四十一年，被削职留用。乾隆帝南巡，命景伊留京处理朝廷事务，七月病故，谥文恭。乾隆帝赐挽联：“执笏无惭真宰相，盖棺还是老书生”。程景伊精史牍，工词章，着有《云塘书屋抄荐诗稿》十五卷、《文集》二十卷、《代言存草》两卷。乾隆皇帝酷爱书画，造办处所制文玩，往往奉皇帝诏令延请精于翰墨的文武大臣题字作画，既保证了作品的艺术水准，亦是笼络臣工、彰显皇权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