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所不载”，永乐时期的帝王业。

十五世纪初始，大明皇朝业已覆灭蒙元，再经靖难之役，确定了永乐皇帝朱棣的绝对权力。作为世界强国的明初政府，在国富民强并拥有先进航海及造船技术的坚实基础上，这位成祖文皇帝具备一种受命于天、复兴华夏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迁都北京始建紫禁城，编纂中国古代类书之冠的《永乐大典》，差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成为永乐年间的三件大事，其时中华文明的影响延续至今。“皇威”与“皇德”促使永乐帝对“四夷慕圣德而率来”产生了强烈的追求。自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抵达爪哇岛，中国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序幕，直至宣德八年（1433年），这其间共完成了七次下西洋的航行，最远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可谓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而与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不同的是，中国的航海之行是明朝政府发起的对外世界的探索，并且此行为是非掠夺性的，重在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令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友好往来遗泽至今。航海时代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使中国15世纪前半期这段历史，讲述了一段非凡的故事。

在古代中国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中，瓷器因其远胜丝绸、缎匹的易保存性，得以在域外大量传世，成为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流的历史见证。真实有力地证明了彼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以及明代青花瓷所拥有的广阔海外市场，成为风靡西方的时尚，甚至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笔下青花的禅意之境。

郑和的七下西洋的同时，更是给我国开拓了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二十多年的航海探索，不仅仅与别国构建了和谐友好的邦交关系，将中华民族的先进文明展现于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让明代的瓷器名扬海外，为明初的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明朝政府对手工业的扶持政策之下，外销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得注意的是，当时处于伊斯兰文化传播的又一个高潮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郑和下西洋持续了近30年，所到之处，大多是伊斯兰文明流行的区域。

中外文明的交融，赋予了永宣时期青花瓷以独特的风格，具有了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如同吴仁敬、辛安潮曾在《中国陶瓷史》中的评论：“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融和，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其中的“异样之精彩”，便是伊斯兰文化的异域风韵，使青花瓷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以“大明•格古”专场三件明代初期的青花器为例，在装饰风格上，【明永乐 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明宣德 青花折枝花果斗笠碗】及【明宣德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三者皆以各式花卉、果实图案为饰。

永乐一朝窑事兴盛，上承宋元，中泽宣成，下启康乾，为有明一代官窑瓷器艺术之典范，开创之功甚伟，集古今之菁华，融中外之风格，隽品迭出，其中青花一项，尤为精绝，色泽深翠，式样精妙，明代文人品评甚高，谓之“发古未有之名品”“其价几与宋器埒矣”，备受后世推崇，本件“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即为永乐御窑之无上隽品。本品高36.5厘米，为永乐青花梅瓶之大器，端庄典雅，挺拔饱满，外壁青花纹饰自上而下分为四层，肩部以双勾技法绘饰仰覆如意云头，内绘各式折枝花卉，腹部主题纹饰为上下交错的十组折枝花果纹，诸如蟠桃、枇杷、荔枝、石榴、葡萄、樱桃等。花头饱满硕大，勾画婉转流畅，花卉者芬芳盈枝，风姿绰约，果实者饱满丰硕，寓意吉祥。绘画运笔苍健，点染深沉，充分借鉴国画的笔墨意韵，得其法度，勾、勒、点、染诸法，运用皆宜，颇有明初宫廷院体画家孙隆没骨折枝花果画的风范。线条粗细并用，青料浓艳，铁斑深沉，为苏麻离青之典型用料，表现出发色晕散效果令画面富具苍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浑之美，一如朱明盛世，威加四海之气势。胫部绘就变形蕉叶及细密的卷草纹，布局紧密，又与主题纹饰疏朗清雅的布局形成鲜明对比。底部浅圈足，胎质细腻，抚之光润如玉，极见永乐御窑品格。类似作品可见于北京故宫、首都博物馆及瑞士玫茵堂收藏，存世相似范例不超过四件。本品黄釉细腻晶莹，然与明初宣德黄釉不尽相同，且前所未见永宣黄地青花立件传世，故或为清雍正御窑所加。在艺术市场上，永宣梅瓶历来备受藏家珍视，一直是市场追逐之热点。2011年秋，来自于瑞士玫茵堂的一只与本品大小及纹饰均相符合的永乐梅瓶以1.66亿元港币的高价成交，2014年春，尺寸器形相对本品为小的一只高约28厘米的永乐青花梅瓶在香港亦创出4828万元港币的佳绩，又如2008年美国纽约戴张萍英基金会收藏的一只永乐甜白釉暗刻龙纹梅瓶也以2299万人民币的价钱落锤。黄地青花创烧自宣德御窑，可谓开启后世低温色地装饰御瓷之先河，影响深远，于雍乾御窑亦为名品，而本品所施黄釉色泽匀净明亮，极见精准细致，青花如嵌饰其中，具有典型的十八世纪特征，由其精良的填色工艺揣测，此加彩似应出自雍乾之际的御窑厂，是雍乾二帝对前朝佳器踵事增华的一种体现。本器为法国资深贵族藏家旧藏，曾在其宅邸之中作为灯座，幸胎体釉面保存基本完好，难能可贵。

明永乐 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

（黄釉或为清雍正朝所加）

H36.5cm

RMB 12,000,000-18,000,000

备注：1.法国重要私人收藏；

2. Pierre Pierre Berge & Associés (Paris, France) Tableaux Mobilier & Objets d'art，2010.12.15，Lot218

 

此瓶以各式花卉、果实图案为饰，蟠桃、枇杷、荔枝、石榴、葡萄、樱桃等果实通过有序的布局，使各纹饰比例协调完美，起伏的节奏将空间布满。这种以植物花卉为主题的特色，也符合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以植物和图案装饰为艺术主题的美学观。将带有延续性的枝叶、充满生机的花果勾勒于器表，这种寓意纯洁高尚的装饰效果，深受帖木尔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再者，永乐皇帝北修紫禁，六下西洋，亲征漠北，编纂大典之余，更疏浚大运河，沟通南北。大运河的疏通和造船业的空前发达，使南北交流日益迅捷，帝国广大疆域内的各地四时花果齐聚于皇帝御前。故而岭南的荔枝、江南的枇杷、西北的葡萄、中原的石榴等，方能同时出现于永乐青花梅瓶之上。

永乐之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社会经济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繁荣之景。明宣宗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花鸟，这也增加了瓷器彩绘造型的艺术性与趣味性，如传世《三鼠图卷》中的红荔、《松云荷雀图卷》中的松荷花草、《瓶中富贵图》中的牡丹，无不臻妙。

明宣德 青花折枝花果葵口碗

 D22.5cm H8cm “大明宣德年制”款

RMB 6,000,000-8,000,000

备注：日本重要私人收藏

明宣德 青花折枝花果大碗

D 29.5cm “大明宣德年制”款

RMB 10,000,000-15,000,000

备注：1.吴赉熙收藏（至1937年）
2.伦敦苏富比1937年5月26日，编号49。

3.Messrs John Sparks,伦敦。
4.L.F.Hay上校收藏（至1939年）

5.伦敦苏富比1939年6月16日，编号77。
6.Peter Boode 收藏。
7.Cunliffe勋爵（1899-1963年）收藏（标签PM89）。
8.Bluett & Sons,伦敦，1971年6月14日。
9.F.Gordon Morrill 收藏。
10. Doyle,纽约，2003年9月16日，编号91。
11. Eskenazi Ltd,伦敦。
12.瑞士玫茵堂收藏

永宣青花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青花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官窑使用的独特西亚钴料“苏麻离青”可谓功不可没。此种价超黄金的青花钴料的输入随着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其踪影再未见于宣德之后的官窑青花器上，这种独特性，亦是造就永宣青花不朽传说的重要因素之一。润白细腻的瓷胎之上，流淌着浓丽粹然的宝蓝色，零星而自然点染的铁锈斑，将之映衬得愈加高洁幽雅，其形其神，后世仿品怎能与自然之美相媲美。

亮艳的发色、晕散的线条、深邃的神韵，这是“苏麻离青”所特有的效果，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其精品被崇为青花之典范，时至今日仍珍同拱璧。此钴料使青花纹饰在点染勾勒中，体现出中国水墨绘画的艺术效果，细观上文所述的三件永宣青花器，其纹饰均以浓青料勾绘轮廓，再蘸上浓色抹画在纹样的暗部，然后用稍含清水的笔尖将青料洗染过渡到亮部，最后做局部修饰，使其装饰性更强。这种技法虽元青花已开始使用，但永、宣时期的效果更加分明，细小的笔触使色调的深浅浓淡变化更加明显，局部的纹样又具写实性，并淡化边缘线的界限，具有绘画中工笔写意兼具的意味，显得丰富多样。

明宣德 青花八吉祥罐

H18cm “大明宣德年制”款

RMB 10,000,000-15,000,000

明崇祯 青花百子图大笔海

H20.4cm

RMB 3,000,000-4,000,000

备注：厦门文物商店旧藏 

基于艺术的相通性，明代初期的宫廷花鸟花继承了宋代院画的传统，而又有所变化。永乐时期工笔重彩的边景昭、宣德时期专攻没骨法的孙隆，这些供职内廷的宫廷花鸟画家集中体现了“帝之所好”，对同时期的瓷画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御窑厂烧造的官窑，其每一件贡瓷乃至一个纹饰，皆是由内务府画师设计，经皇帝御旨钦定的，所以“其任百尔、执事媚兹一人”。故而永宣时期的青花纹饰在创作上，御窑厂的工匠们以“包容兼顾”的形式，面对不同的花鸟画风格，应是“无不摄之入画”。细观明宣德青花折枝花果斗笠碗、及青花缠枝花卉纹碗，二者所饰的花果纹，如葡萄、枇杷等的画法，与孙隆的点染没骨之法具有相通性，且构图方式亦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花鸟草虫图卷》颇为相似。

纵观有明一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宽容性的政策，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并重，这种宗教上的特殊性，直接影响了明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以及包括士人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进而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首先，明代政府对佛教和道教奉行宽容和尊崇的政策，朱元璋即位后，虽曾对佛、道教进行过限制和整顿，但亦采取了一系列尊崇措施，促进了佛、道教的发展，其对正统宗教的宽容和提倡，为其后的历朝皇帝树立了榜样。至明成祖朱棣时，其自诩为真武飞升五百岁之后的再生之身，并借此在“靖难之役”成功夺得天下，故而对真武大帝的信仰特别奉行。明成祖即位后，对真武大帝的崇奉更是优礼有加，隆重加封真武大帝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以真武大帝为护国大神，并在各处都建有真武庙。永乐时期，北修紫禁城、南建武当山，以“金顶”这种最高级别的方式来修建武当山的真武祖庭。庙中供奉真武大帝塑像，左右两旁塑龟蛇二将，以彰显真武大帝之神武。传世的真武像中，如本场【明 铜鎏金真武大帝像】之容貌壮伟、神姿英武者极为罕见，其不仅体现了明初帝王的信仰，同时代表了明代中土北方造像的较高水准。而嘉靖时期的世宗朱厚熜，因其从小生长于荆楚之地，本就是道教的源头，且嘉靖帝的父母也尊信道教，耳濡目染对嘉靖帝的影响不言而喻，故而其一生笃信道教，对同时期瓷器、漆器等艺术品的纹饰亦产生了影响，多为鲜明的道教题材。

明 铜鎏金真武大帝像

H53cm

RMB 2,200,000-3,200,000 

其次，明代的统治者对边疆民族的宗教信仰，如西藏、蒙古等地的喇嘛教，亦持较为宽容的政策。明代诸帝，除武宗、世宗之外，大多崇信佛教，特别是明代前期，以藏传佛教最为盛行。无论赏赐还是款待来京的藏僧尚师，明朝政府都竭尽优厚之礼遇，虽然瓷器因其本身易碎的属性，在古代极为不便的运输条件下，更是增加了输入西藏的难度。但永宣时期，传世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具有浓郁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官窑瓷，却真切反映了内地与西藏地区艺术文化的交流。如本次“大明•格古”专场的一件【明永乐 甜白釉暗刻缠枝莲纹僧帽壶】，为西藏喇嘛使用的宗教器皿，一般为金属制品，官窑的制作始于永乐时期，其“白如凝脂、素犹积雪”，并刻有“永乐年制”官款，不失为藏传佛教文化对内地瓷器发展的一种渗透。

明永乐 甜白釉《永乐年制》款缠枝莲僧帽壶

H20cm “永乐年制”款

RMB 3,800,000-5,800,000

 

在藏传佛像艺术里，明朝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以永乐、宣德两朝最为精美。【明永乐 铜鎏金无量寿佛】为明代初期官造藏传佛像，其躯体敦厚，体态均称，双手于脐前结禅定印托宝瓶，全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莲座上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楷书款，为从左至右顺读，符合藏族人书写藏文的习惯，乃标准明永乐时期宫廷御用监“佛作”铸造，具有明显的明代永乐宫廷造像艺术风格。

明永乐 铜鎏金无量寿佛

H15.5cm “大明永乐年施”款

RMB 5,500,000-6,500,000

 

与此同时，宦官作为明朝政治生活中一个相当活跃的重要群体，其宗教信仰对明代的社会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信仰佛教，对佛教有特殊的浓厚的感情，这是明代太监群体信仰生活中的一个显着现象和事实。崇祯时期的刘若愚，在记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太监生活与历史的著作《酌中志》中，有如下的表述：“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刘本人是内臣出身，长期生活于宫禁，他关于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的记载，是切实可靠的。明代内廷太监的佛教信仰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代初期，如明初著名的太监郑和，虽出生于回教家庭，但却信仰佛教。和他同为云南同乡的李兴同样信奉佛教，李兴在永乐、宣德两朝宫廷任大太监，永乐元年即曾被派出访暹罗，随后陪同郑和多次前往东南亚、中东及非洲等地。一件带有明确铭刻题款的【明永乐 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为永乐十五年（丁酉1417年），于李兴五十岁生日前后，为了庆祝其皈依佛门，被赐予了吉祥成就的法号之后，所铸造的五尊佛像之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明永乐 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

H29.5cm

RMB 3,000,000-4,000,000

拍卖：1.香港苏富比，1989.05.17，Lot450；

2.香港苏富比，2011.10.05，Lot363

 

同时，在对待伊斯兰教上，明代的统治者亦是十分尊崇，对回族实行怀柔政策，尊重其风俗习惯，至明代中期，政府仍沿袭明初对伊斯兰教所持的宽容政策。正德时期，武宗对伊斯兰教甚为推崇，不仅皈依伊斯兰教，起了阿拉伯文的名字“妙吉敖兰”（Mejid-Allah，意为安拉的荣耀），还亲自写了许多赞美伊斯兰教的诗，许多文献中还记载了武宗因崇回教而禁食猪肉之举。与清代统治者对“异教”的态度相反，在明朝，伊期兰教是政府认可的正统宗教，为统治者所尊奉和支持。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多有伊斯兰纹饰及伊斯兰文，且在铜炉收藏中有一个别致的品类，即阿拉伯文铜香炉，传世最多的便是铸有正德年款者，如本场的一件【明正德 阿拉伯文香炉】。此种炉具在众多式样中不仅数量稀少、别致珍贵外，还记录着中国与伊斯兰文化时代交融的历史价值。

明正德 铜阿拉伯文炉

D18.5cm “正德年制”款

RMB 800,000-1,200,000

明永乐 铜鎏金无量寿佛

H18.8cm “大明永乐年施”款

RMB 4,000,000-7,000,000

备注：日本藏家旧藏

明晚期 林孝宗制德化达摩坐像

H22cm “林孝宗印”款

RMB 800,000-1,200,000

备注：1. 伦敦拍卖行1976年4月5日，编号107；

2. Sudney L. Moss， 伦敦；

3. 英国Thompson伉俪收藏。

著录：《佳士得图说中国陶瓷史》185页，第14图；Anthony du Boulay 著，1984年出版。

展览：《Chinese Ceramic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circa 1620-1680 A.D.）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 & Mrs Peter Thompson》展，赫尔大学，赫尔，1985年，编号62。

明成化 青白釉双龙耳盘口瓶

H50.4cm “大明成化甲午年置”款

RMB 2,000,000-3,000,0000

世人对黄金的渴求是永恒的，在我国古代，人们很早就发现了黄金，并对其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利用。《管子》曰：“上有丹沙者, 下有黄金”；《尚书•禹贡》也载：“厥贡惟金三品”；《中国货币史》也明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就充当了货币的宝藏手段和支付手段”。而明代黄金，主要来源于金矿开采、赋税、海外贸易等，金矿基本是由皇室控制的，并用太监监理；据史书记载：明代神宗时，曾派大批太监到各地督开金矿，收敛了大量的黄金，同时，黄金课税也是相当重的，例如，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黄金税课高达五千余两，它不仅反映了金矿的重税，同时也折射出黄金开采的量是巨大的，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也为皇室采办了黄金、宝石、珍珠等珍贵物品，避免以昂贵的代价在国内向外商或私人购买。

嘉靖时期是明代财力最强、人口最盛、文化最高之际，世宗朱厚熜是明代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皇帝，在其即位初期，文化科技空前繁荣，优秀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天下翕然称治”，后史誉之谓“中兴时期”。【明嘉靖 五十两金锭】可谓文物级的压轴重器，据考古发掘，明代五十两金锭发现极为少见，已知的有山西太原南郊黄陵村明晋王墓陵园内出土的两枚、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出土有二，山公历史货币一书曾著录一件。此件明代嘉靖户部造五十两重金锭，纵长12.1厘米，重1869克，底部刻书“嘉靖四十年十月内户部造，足色金一锭五十两重”字样。除其本身不菲的黄金价值外，更多的是其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其在形制和工艺上堪称上乘，且其中所镌刻的文字更加确定其宫廷身份。

明嘉靖 四十年内户部五十两金锭

L12.2cm 重1870g

RMB 5,000,000-7,000,000

备注：中国嘉德2008.04.28，Lot4883，图录封面。

展览：“承古融今，星汉灿烂——中国嘉德艺术品拍卖20年精品回顾展”，2013.11.10，国家博物馆。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梦回大明，浩瀚气象，绝世而独立。朝代的更迭，将文化沉淀。中国的大航海时代，给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明朝初期郑和的七下西洋，威慑了周边的东南亚诸邻国，建立了一个相对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在经济上通过外销精美的瓷器等，打开了海外市场，促进了民间手工艺的发展；而文化上的交融则不仅将中国式审美影响到了欧洲，更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吸收外来文化，丰富了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多元的文化使之达到历史的一个高峰，承载并延续着华夏文明的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