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朝是清宫彩瓷发展的重要阶段，期间珐琅彩的完善成熟与洋彩瓷器的出现流行，带来清宫艺术审美的新革命，二者将清宫彩瓷推到至美至善的境地，成就中国美学史上一段璀璨无比的传奇。

洋彩瓷器的出现应与胤禛本人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它正是十八世纪清宫帝皇个人喜好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成纪事碑记》：“洋彩器皿，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因此，洋彩是雍乾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

《陶成纪事碑记》翔实的记载，全面反映雍正一朝御窑厂的诸项仿古创新活动，凭此表明清宫洋彩瓷器至少在雍正年间唐英赴任珠山御窑厂之后得到成功烧制，然而长期以来缘于雍正朝洋彩瓷器存世实物极为罕少，不为人所熟知，故对其认识几近空白，甚至忽略其存在的史实和意义。

清雍正 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花台

“雍正年制”款 H45cm

RMB 12,000,000-22,000,000

来源：1.欧洲私人旧藏；

2.伦敦佳士得，2011年11月8日，Lot406。

此件【清雍正 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花台】，代表了清宫洋彩瓷器之先声，艺术水平更在后来乾隆朝洋彩之上，在造型、纹饰与颜料运用技法诸多方面凸显出典型洋彩之特征。其以欧洲十六至十八世纪巴洛克风格三足式金属烛台为摹仿对象运用御窑厂高超的制瓷技术恭造而成，与雍正朝同时期其他烛台相比，其造型新奇别致，装饰妍丽繁缛，造型层次异常丰富，自上而下逾十层之多，汇集西洋彩绘、模印、堆塑、浮雕诸项技法于一身，相互辉映，各见其妙。造型方面，借鉴和运用多重棱角外观与对称浮雕设计，无不彰显出浓厚的欧洲巴洛克建筑艺术风格，也与当时宫中来自西洋国家贡品，西洋座钟和音乐盒的外围装饰如出一辙；在纹饰方面，通体装饰大量西洋花草藤蔓图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足之际主题为开光浮雕宝瓶图，细致精巧，富具立体感，这一构图为典型的西洋特色，与稍后建成的圆明园西洋建筑“谐奇趣”的外墙装饰极为相似；在绘画技法方面，处处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枝叶的明暗表现，并配以浮雕工艺，具有较强的写实效果。颈部和足部多处使用洋彩特有的圆状光点装饰，与乾隆洋彩的特点无异。

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唐英在乾隆八年著述《陶冶图说》第十七编“圆琢洋采”曾作如此评述：“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须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绘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所调便于搨抹，而清水之色则便于堆填也。”

检视雍正一朝，与本品装饰风格一致者见有四方花觚约为四对，香炉一件（原日本浅野财阀旧藏），亦运用相同的装饰技法，浮雕工艺显著，西洋气息浓厚，共同构成佛前供器组合——五供。其中花觚存在两种底色：黄地与绿地，尺寸有大小之分，大者为45厘米左右，小者为37厘米左右，款识存在六字与四字篆书之别。尺寸大者为六字篆款，尺寸小者为四字篆款，由此可以窥知，此式洋彩五供至少存在两款规格，烧造数量目前推断不少于四套。

对于雍正洋彩瓷器的研制，唐英本人倾注心血必不可少，尤其生产烧造此一批西洋风格的洋彩五供，一定令唐英终生难忘，应该会在唐英榷陶履历之中有所体现。检阅唐英现存世文稿、档案，确有所获，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成纪事碑记》有载：“仿西洋雕铸像生器皿，五供、盘碟、瓶、盒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上述五供瓷器，皆仿西洋风格，造型正是摹仿西洋雕铸的艺术效果，纹饰也是运用西洋的绘画技法，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可证不虚。例如仿西洋盒，存世所见的雍正洋彩瓷器盒可对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雍正 粉彩镂空团寿纹盖盒”、也是运用典型的洋彩装饰制作工艺，与上述数例时代风格一致。

《胤禛行乐图册页》之“刺虎图”

故宫博物院藏

洋彩在雍正时期得以创烧，是雍正皇帝吸纳西洋文化的一个鲜明事例。胤禛艺术品味高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颇深，对宫廷诸般工艺品之制作均有留意，他继承康熙皇帝开明的思想，对西洋文化亦有其独特之体会。目前留存的《雍正皇帝西洋装侧身画像》和《胤祯行乐图册页》中“刺虎图”便是雍正皇帝对西洋文化接纳态度的最佳诠释，图中身为一国之君的胤禛着穿西洋文艺复兴后期、新古典时期的贵族服装，头戴假发，洋溢出一派异国情调，这种尝试均为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所不曾有的，由此可窥知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是何其开放，胸襟又是何其广阔。

这种开放思想在雍正朝御瓷制作中早就予以体现，繁缛对称的西洋花草纹饰在青花和斗彩瓷器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基于雍正皇帝对西洋文化的认同和接纳，御窑厂创烧出洋彩也是体现了他对西洋事物的好奇和仰慕，但此时洋彩瓷器更多是停留在烧制的初期阶段，尚未如乾隆初年那样大规模地出现。

雍正皇帝谕旨唐英烧造一批洋彩五供器皿，必有其专门的目的，考当今两岸故宫皆无此批五供收藏，可证此类器皿似不曾供奉紫禁城内。那么，最有可能供奉之处，应该是供奉陈设于圆明园之内。慈云普护的寺庙建筑充分体现了雍正崇教的复杂性——崇佛与信道并存，其前殿为“欢喜佛场”三楹，其北楼宇有“慈云普护” 匾额，上奉观音大士，下祀关帝圣君。其东为昭福龙王殿，祀圆明园昭福龙王。“慈云普护”与“欢喜佛场”之匾额均为雍正皇帝亲书。作为雍正的御园十二景点之一，又是御园当中唯一的寺庙重地，慈云普护相关的供器必定是雍正皇帝非常重视的大事，若以设计此套洋彩五供敬奉，足以见证其礼佛敬道的虔诚之心。因此，结合前述分析，推断此套洋彩五供供奉于圆明园慈云普护之内应是符合史实。

清雍正 柠檬黄地洋彩浮雕花鸟宝瓶纹六方瓶
成交价：RMB 67,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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