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敏(1592-1680) 仿子久笔意山水

116×50 cm. 45 5/8×19 5/8 in. 约5.2平尺

估价: 6,000,000-8,000,000

说明：

1.顾见龙题跋；翁之缮旧藏。

2.顾见龙(1606-1687年後)字云臣，自号金门画史，江苏太仓人，一作吴江人，居虎丘。康熙初与顾铭同时以写真祗候内廷，名重京师。系曾鲸弟子。

3.翁之缮(1874-1918)，又名之善。出生于江苏常熟翁氏世家，字兰茞、柟士、兰士、号鬲庵、漫时、公劲，晚号晦翁，室名仪安室、石梅山房。为翁心存的长玄孙，为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翁同爵的长曾孙。捐官得道台衔，清末出任直隶侯补道，曾供职轮船招商局。家富收藏，日军侵华时家藏流失殆尽。

出版：《古美术》第九十八期，1991年4月版。

清初山水画直承董其昌的理论与实践，代表人物是清初“四王”，他们信奉董其昌的绘画主张，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强调笔墨技法，追求蕴藉平和的意趣，在清初画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正统画派。由于受到统治者的赏识，“四王”及其画派被作为正统画风而受到推崇，占据了画坛的主流地位，其影响绵延至清末民初。

“四王”之中，以王时敏年纪最长，亦为“四王”之领袖，其直接受教于董其昌，早年作品仿黄公望而颇有董其昌笔意，中年开始形成个人面貌，晚年画风日益成熟，形成了苍润古澹、松灵秀雅的风貌。

王时敏对于“元四家”，尤其黄公望的临仿贯穿其艺术生涯始终，本幅山水立轴，水墨纸本，作于辛卯（1651年），时王时敏59岁，正是画风由中年向晚年逐渐转变的重要阶段。王氏在这一时期留下数件仿黄山水精品，上海博物馆所藏《仿黄公望山水轴》堪称此中典范。若持之与本幅相较，不难发现两件作品具有非常相近的个人风格，从经营布置、气息格调，到山峦、坡脚、点苔、杂叶树、建筑等细节的处理，均呈现出相当稳定的个人习惯，款题书法风格亦极近似。

本幅上方有顾云臣78岁时书写的一段长题，其内有“康熙癸亥仲冬十日偶过罗溪，越九道兄出烟翁画见示”，可知藏宝者为越九道兄，查《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可知“越九”为张锡怿，江南上海人，字越九，号宏轩，顺治十二年进士，官泰安知州，工诗词。後赞曰“笔势高迈，秀润不凡，烟翁深得大痴三味，真杰作也”。顾氏以写真祗候内廷，名重京师，眼界自然不凡，题赞恳切公允，确非虚誉。且王时敏与顾氏同朝为官，皆好书画，相交故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顾氏《临范长寿寿星》一轴（图七），同为78岁所作，涵括自题一段。本幅长题同《临范》轴自题，无论书写风格，运笔习惯，落款，钤盖“布圣衣之付”印，皆毫无二致，可互为比对印证。

本件王时敏山水轴旧为翁之缮所藏。常熟翁氏富藏书画，日军侵华时流失殆尽。九十年代，此作曾作为“私人收藏”刊录于日文《古美术》期刊，推想或有更早期的出版或著述，就此留俟待查。

翁之缮（1874-1918），字兰茞,柟士、兰士，号鬲庵，漫时、公劲。晚号晦翁，室名仪安室，石梅山房。翁奎孙子，出生时曾叔祖翁同龢有诗云：大椿犹健在，芝乎尔最先。他是翁氏“之”字辈中的最长，因翁同龢遗一青铜鬲，故自号鬲庵。年十六入京随侍同龢左右，以正一品荫生，应顺天乡试时。屡因翁同龢任主考官，堂叔翁斌孙任同考官，而致违避，不得入场应考。于是转攻外文，精通英、俄、日文，翁同龢承光绪帝之命为防止泄密，凡与俄国交涉中李鸿章发来电报，皆有翁之缮翻译。後返故里常熟，居思永堂。捐官得道衔，清末出任直隶候补道。在任时知翁同龢病即返里，时在同龢左右。同龢逝，之缮不任，以书画自娱。

王原祁(1642-1715) 仿大痴山水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700年作

86×43 cm. 33 7/8×16 7/8 in. 约3.3平尺

RMB: 1,000,000-1,200,000

此幅《仿大痴山水图》轴，据自题款识“庚辰初秋，寓畅春院官舍仿大痴笔，麓台祁。”可知是王原祁(1642-1715)在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年)59岁时所画，为晚岁之作。

画中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杂树繁茂，山居邻舍，隐现于山坳和密林之中。构图稳重大气，以山峦为画面主体，主峰耸立，众山陪衬，以衬托主峰之高大伟岸，正是其论画所强调的风水“龙脉”说的体现。山石皴擦不多，以披麻皴为主，间以点子皴，干笔淡墨，或疏或密，或淡或浓，用笔锋颖幻化，繁而不乱。浓墨点苔，莽莽苍苍，离披点画，郁郁葱葱。用色以赭石为主，浅绛设色，以显秋高气爽之致；敷色则色色相浸，率意高古，直渲天然真趣，无意处却见匠心。

王原祁的祖父王时敏是明末首辅王锡爵的爱孙，祖父为他延请的是当世最具有影响力的老师—董其昌。和老师董其昌一样，王时敏一生最服膺、临摹最多的是黄公望的山水，清中见浑厚，淡中寓回味。王时敏又亲自教授王原祁绘事。王原祁不负所望，青出于蓝而胜与蓝。祖孙同样是摹仿黄公望，与祖父王时敏以秀雅为主的风格相比，王原祁却是寓雄健于含蓄，于清淡求浓厚，绵里藏针，似柔实刚，整幅作品充满“淡而厚，实而清”的独特而微妙的效果。正如後人王昱《东庄论画》所云：“麓台夫子尝论设色画云：色不碍墨，墨不碍色，又须色中有墨，墨中有色。”

本图无疑是王原祁肆力发挥文人画风尚的一个典范，即体现在他仿黄公望山水之中，他曾说：“画贵意到，有见笔而不见墨，见墨而不见笔，意到即笔墨全到矣……余兴会偶到，放笔为之，漏深不能脱稿，次早曦光入牖，寒威稍解，点染成之，粗服乱头，知非作家所喜，取其无失天真而已。”这段文字具有很强的文人个性与丰赡的精神内涵，可窥见王原祁涉笔成趣、雅逸自适、率意清高的文人画家本色。王原祁在自己的画论中非常崇拜元代黄公望的绘画，在《麓台题画稿》中他讲道：“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则元笔之趣一分不出，毫厘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此作无论构图、笔墨都显得浑然一体，生涩之处见纯熟，气韵天成，“熟而不甜，生而不涩，淡而厚，实而清”等笔墨辩证法则和笔墨之美在本画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此作款题中言该作“仿大痴笔”意，即追法黄公望的笔意。不过虽言拟古，但并非完全拘于形似，而是将其对黄公望的理解重新诠释，显示出的完全是其晚年“熟而後生”的笔墨与设色的高妙境界，体现出其典型的个人风格。

王原祁是“四王”中的晚辈，但在清代的朝野的追随者却最多。在野，王原祁是王时敏最钟爱的孙子、最优秀的学生、最忠实的继承者；在朝，他任清廷书画馆总裁，用三年时间与孙岳颁、宋骏业等人共同编写大型书画书籍《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是康熙皇帝宠爱的宫廷画家之一。无论在朝在野，王原祁都有一大批追随者与学生，由此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娄东派，也是清代正统山水画派中最大的一个流派。

其实，王原祁的仿黄公望山水是他画山水中的精品中的精品，传世有数件之多，目前多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大型国家博物馆里，传世王原祁《仿黄子久山水》在市场上见过的仅有二、三件，一件是《仿黄公望陡壑深山图》、一件是《仿黄子久晴峦暖翠图》等，本件则是王原祁山水画在市场中比较难以见到的作品，识者自知。

王 翬(1632-1717) 康熙南巡图卷

手卷 水墨纸本

画心：65×1022 cm 25 5/8×402 3/8 in. 约59.8平尺

题：65×50 cm. 25 5/8×19 5/8 in. 约2.9平尺

估价: 1,600,000-1,800,000

康熙皇帝一生共有六次南巡，为了把南巡盛典记录下来，康熙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的平民百姓中间，征求并选拔绘画能手来绘制《南巡图》。在朝任“御书处办事刑部员外郎”官职的宋骏业,知晓老师王翬有很多描绘地方风光的作品，深谙江南山水的情韵，便推荐自己的老师王翬来京师,担当领衔主绘的重任。年逾60的王翬，在花甲之年带着学生杨晋，到北京担任侍诏，主持《南巡图》的集体绘制工作。全画由王翬总体设计，先打出草稿, 送呈康熙过目，得到认可以後, 才过到正式稿子上，再由王翚“口讲指授”, 各人分段绘制。最俊再经王翬统一修饰。总其大成，历时三年才告完成。

此卷《康熙南巡图》稿本以白描勾勒的方式写成，部分地方还有炭笔勾勒的痕迹，部分树木有赭石渲染。整个画面非常隆重，亭台楼阁，屋宇广厦，各色杂树与假山掩映其间。主路上人声鼎沸，到中段为皇帝的仪仗队伍，查资料得知，此种仪仗在清代皇家礼仪中称为大驾卤簿，大驾卤簿分为法驾卤簿、銮驾卤簿和骑驾卤簿，大驾卤簿是最隆重的仪仗。两列队伍站于路两边，两人一组，每组各持一旗，旌旗漫天，应风而动。每面旗上都有小字标注，如翠华旗、金鼓旗、门旗等，查清代典籍得知，这些旌旗的排布有着严格的规定。此卷中的旌旗排布与史料记载完全一致。画面後段有小黄签题字“新街口”，可以大体了解此图描绘的大体位置。

引仗与旌旗的规制：

次引仗六，御仗十六，吾仗十六，立瓜、臣瓜各十六，星、钺各十六，出警、入跸旗各一，五色金龙小旗四十，次翠华旗二，金鼓旗二，门旗作，日、月旗各一，五云旗一，五雷旗五，八风旗八，甘雨旗四，列宿旗二十八，五星旗五，五岳旗五，四渎旗四，神武、朱雀、青龙、白虎旗各一，天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黄罴、白泽、角端、游麟、彩狮、振鹭、鸣鸢、赤乌、华虫、黄鹄、白雉、孔雀、仪凤、翔鸾旗各一。

此卷前纸有徐世昌题引首，後纸有溥儒、陈宝琛、杨僧若、汪荣宝跋文。从题跋可知此卷原为张爰旧藏，此卷原有四卷，此为第二卷，此四卷稿本在聂崇正等多位专家的论文中多次提及，虽然认定尚不一致，但应为清代宫庭画稿是确定无疑的。聂崇正先生指出，草图和稿本有正图所不具备的价值。第一，它们同样具有文物价值，是古代艺术家们的珍贵遗存，从时间上说，草图早于正图；第二，它们具有重要的美术史价值，对于某件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与正图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异同、看出画家修改的痕迹，由此可窥知并分析出皇帝对图画的要求，所有这些在正图和其他任何文字中都是不可能见到的，故而同样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