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为本次北京保利拍卖十周年秋拍古董珍玩夜场之精华,共十五件重器,个个精彩,不容错过。此文选以专场中的四件乾隆帝的御制御用之珍宝,如为皇太后祝寿所制的佛龛、鉴赏书画时钤用的御宝、佩戴的东珠朝珠。其中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不仅是其书画鉴赏时常用的宝玺,更是见证了乾隆帝成为太上皇的重要人生转折;而东珠朝珠则令世人了解到清帝“颁赏遗念”这一特殊的制度。可谓从文化、宗教、政治等不同方面展现出一代帝王的所思所想、所喜所好。
明清之际,出于绥抚蒙藏、庇佑国祚、祈福延年等需求,历代帝王对藏传佛教均推崇有加。特别是清代康雍乾时期,北京、承德、五台山、呼和浩特等地大兴土木营建藏传佛寺,大量御制造像、佛具随之应运而生,充分体现出清代鼎盛时期杰出的艺术与文化成就。惜岁月流转,留存至今的木质佛具已属凤毛麟角,且多藏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处,现身于拍卖市场者近年仅此一例。与其稀缺性相应,本佛龛特殊的贺寿用途、地位尊崇的认看供奉上师,以及穷极手段的精工制作,共同构成了其非凡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
佛龛,顾名思义,是用以供奉佛像的小室或小屋,属佛教用具。本佛龛造型源自木结构殿宇,主体为紫檀木精雕,局部配以铜鎏金饰件。殿身三间内为奉佛之所,后部为背板。背板一侧铭刻有汉、满、蒙、藏四体文字,记录了乾隆三十四年阿旺班珠尔胡土克图认看供奉新造无量寿佛像的经过。
本佛龛整体造型接近高等级皇家宫室,可分为须弥座台基、屋身、屋顶三部分。从正面视之,可以看到其高宽比接近1:1(高度以须弥座底至佛塔顶计算),显得方正平和、雍容大气。佛龛下部须弥座台基采用清代高等级官式做法,最下层为如意头圭角,上枭、下枭为形态饱满的巴达马(即莲花,巴达马为梵文音译,此处作莲花瓣状)。束腰底面素平,其上以三宝珠吉祥草相间排列。须弥座上部为栏板望柱及主体建筑。栏板内心浅浮雕卷草纹,望柱头为铜鎏金宝瓶,寻杖与望柱交叉处设荷叶净瓶。
建筑主体采用明清皇家建筑中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形式(北京故宫内最重要的殿宇,如太和殿、乾清宫;太庙正殿等均采用此形式)。屋身面阔五间,带周围廊。殿身三间,进深三间。殿身檐柱间均施雀替。正面金柱之间为浮雕八宝花罩,上方为火焰三宝珠,两侧分列佛八宝,下方是颇具传统特色的吉庆如意图案。柱身之下设莲花柱础。两重屋檐下均施七踩斗栱。各攒斗栱间施垫栱板,浅浮雕火焰三宝珠图案。屋盖部分的勾头滴水、筒瓦、底瓦均完全仿真。脊部中央的藏式佛塔、两侧正吻、垂兽、仙人走兽、钉帽等均为铜质鎏金,形象逼真,制作精美。其中垂兽与仙人走兽共同置于联办兽座之上,形成一个整体。翼角部分的套兽、风铎、葫芦宝瓶亦为铜质鎏金做法。深色紫檀木材质配合金色饰件,充分凸显了佛龛的庄重华贵气息。整体来看,佛龛除立柱由于要满足佛像供奉的尺度需求,在高度上有所增加外,完整保持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尺度权衡关系,精确描摹了高等级殿宇的外观与细部。
关于佛龛的制作过程,背板铭刻提供了重要依据。铭刻提及的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在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历史文献中多有出现,是仅次于驻京八大呼图克图的重量级高僧,同样具有转世资格。而对于佛龛的用途,据背板铭刻,其制作时间为乾隆三十四年,为供奉三尊新造无量寿佛而作。无量寿佛为密教中西方极乐世界尊主阿弥陀佛的化身,因向其瞻礼可获延年益寿、渡厄脱困的福报,故而在乾隆时期得到了广泛供奉。翻阅史料可知,乾隆三十五年为弘历六旬寿诞之期,三十六年则是弘历生母,孝圣宪皇太后(即崇庆皇太后)八旬寿诞。由此于三十四年制作的本座无量寿佛佛龛,其庆寿致贺的用途显而易见。
原配戗金彩漆朝珠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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