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历史上，有三位承前启后的宗师级人物对整个近现代艺术史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其艺术成就辉耀于艺术夜空的璀璨群星之中熠熠生辉。本次北京保利2016年春季拍卖《与古为徒》印章专场拍卖中，有幸汇集了这三位艺术大师的经典篆刻作品，还请各位印学同好多雅正之。

齐白石 钱大均自用白芙蓉三螭钮对章
印文：钱大钧印，边款：白石；印文：慕尹，边款：白石。
尺寸：8.7×3.9×3.9cm/8.5×3.9×3.9cm
估价：160万-260万
备注：钱大钧旧藏附原配锦布印匣。
出版：《齐白石印影》P234、P128，荣宝斋，1994年。
出版：《齐白石印汇》P108、P55，巴蜀书社出版社，1988年。
出版：《中国历代印风系列-齐白石》P70、78，重庆出版社1999年。
出版：《齐白石篆刻集》P74、P283，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齐白石是现代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杰出人物。他在书画篆刻领域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都是举世瞩目和震古烁今的。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大艺术家，诗、书、画、印无不卓绝。对四绝，他自认为篆刻第一，诗词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他在艺术见解上最推崇“独造”，并且身体力行，曾说：“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古人绳墨，而时俗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思秦汉人，人子也，吾亦人子也，不思吾有独到处，如今昔人见之，亦必钦仰”。他的篆刻朴茂有力、痛快淋漓，别有一番天趣。

这是一对非常有意思的印章。说他有意思，有如下三个因素。其一是印章用料极佳，选最为上等的旧坑白芙蓉石、且章材硕大并为对章。属极为珍罕难得之品，相信此对在民国时已价格不菲。其二是受主钱大钧，此人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统局局长，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要职。其三就是对章是由近现代最为著名的篆刻家之一的齐白石所刻。

从“钱大钧印”、“慕尹”二印的创作风格来看，其创作时间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时白石老人年近七十，经过衰年变法，齐氏在篆刻艺术上的造诣，已进入巅峰之境。就这对印章本身所具的水准，它所表现出来的齐派的独特艺术风貌也是令人折服，击节不已的。具体到刀法上，白石老人采用向线用刀，刻时却并非一味霸悍，而是苦心经营、变化多端。展现出的效果无论是粗细、轻重、正侧，都是为印面整体服务的。而我们观赏到的则是如同“屋漏痕”的效果，干脆利落痛快淋漓而又沉着凝练，真正得稳准狠之三昧，故而神采飞动、气势逼人。而于篆法上，尤以“钱大钧印”白文印最为可记。此印使用了大量的斜线条与复刀，在篆刻创作领域上，斜线与三角形块面是很忌讳的表现方式，常因为难以处理而陷入僵局。但到了白石老人手里，却让观者没有感觉到丝毫的违和或突兀，线条相互间的穿插有节奏有疏密，线条本身的粗细也配合着块面节奏而展开。足让观者如闻妙音、不觉神夺。

从这些解读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对印章明显的体现出作者创作时的精审、用意和全力以赴。这种心态，或许是与印主的感情或名望有关。也正是这种创作心态，造就了近现代篆刻史上一件名作的诞生。　

钱大钧（1893～1982），江苏吴县正仪乡（现昆山市巴城镇）雅泾村人。国民党元老，黄埔建校初期教官。早年积极参加反清倒袁，后在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效力，被委以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蒋的"八大金刚"之一。曾担任重要职务：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军统局局长，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台北市私立戏剧学校董事长、“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钱大钧身材高大，相貌英武，重视仪表，爱与文人雅士来往，擅长书法，其钟鼎篆字苍劲有力，娟雅挺秀，为人彬彬儒雅，颇有古风，对佛学很有研究，通晓英文。著有《钱大钧上将八十自传》等。

寿山碓下黄瑞兽钮傅抱石刻郭沫若自用印
印文：石沱，边款：沫公正刊，抱石。
尺寸：4.4x4.5cm，高9.5cm
估价：220万-320万
出版：广西美术出版社《傅抱石全集-6素描、书法、篆刻篇》P268，2008年3月。
出版：叶宗镐编《傅抱石所造印稿》P5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出版：《傅抱石全集》卷六，P268
参阅：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8页。
参阅：上海书画出版社《近代书画家款印综汇》P619，2002年12月。
参阅：《新文化史料》1999第(6)期，郭平英著《交相辉映诗画魂——记郭沫若与傅抱石的友谊》
参阅：方宗珪学术成果研究文札汇编P94-95
参阅：广西美术出版社傅抱石全集-1之傅抱石年表。

郭沫若与傅抱石是分别驰骋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和国画领域的两位风云人物,他们一个以诗集《女神》、剧作《屈原》等名作著称文坛,一个以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大涤草堂图》等巨作闻名画坛,而且各自在文学史、美术史建立了显赫的地位，深受世人瞩目。作为作家、诗人、学者而兼书法家的郭沫若,对中国传统绘画有着精辟独到的鉴赏力。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等中国20世纪各领风骚的国画家们,携手造就了一个美不胜收的艺术世界。在这些国画大师中,傅抱石当属与郭沫若结识较早,合作最为默契的画家之一。自他们自结识后，便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彼此尊重，互相合作，历经岁月的考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傅抱石的艺术生涯，以及后期在中国画坛大放异彩，确实与郭沫若的鼎力相助和提携是分不开的。

郭沫若与傅抱石的友情始于30年代的日本。自幼喜爱篆刻书画的傅抱石,曾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读完了艺术课程。1932年在江西省立一中艺术科执教的傅抱石,得到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帮助,通过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推荐,傅抱石于1933年春季成为东京帝国美术学校的研修生,主攻美学与东方美术史,从而得到了在日本结识郭沫若的机会。傅抱石早对中国绘画史产生浓厚趣,在1929年即完成了10万字的《中国美术变迁史纲》。留学期间, 他更立志要写一部系统的中国美史。他同许多日本学者谈过这想法,然而反应却是清一色的“怀疑”。在日本学者的非议声中,傅抱石却得到郭沫若的大力支持。1935年9月傅抱石留学归国不久,就编成一部《中国美术年表》,使中国美术史长河中周两汉的雄浑、唐宋明清的大雅,罗致会通,经纬了然。傅抱石当然不会忘记郭沫若在异邦他乡所给予的勉励和支持,他在《自叙》中曾郑重地写到,他之所以决定落笔, 原因之一即在于“尝与郭石沱先生道鄙意,亦重荷奖勖。”这位郭石沱先生,便是郭沫若。

1935年5月傅抱石东京个人书画篆刻展的一举成功,画展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傅抱石的天赋、才气、勤奋、坚韧。但如果说到玉成此举的外力,那么来自中日两位学者的帮助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傅抱石的导师金原省吾, 一个便是郭沫若。郭沫若11月18日写给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子祥)的手札:“倾有中国篆刻名家傅抱石君(尤善刻细字, 且工画)欲与尊台一谈,特为介绍。又傅君欲晤河井荃庐氏,能为介绍尤祷。”傅抱石通过郭沫若的介绍,结识了这位有眼识的出版商以及包括日本最有名望的篆刻家河井荃庐在内的其他日本学者。经过金原省吾等人再三斡旋,场地终于谈妥。春节过后郭沫若即为傅抱石画题诗数种,其中包括《瞿塘图》、《渊明沽酒图》。5月10日,傅抱石个人作品展在东京银座松坂屋如期揭幕。郭沫若手书的会标“ 傅抱石中国画展”竖立在展馆前门,庄重醒目。日本最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文士佐藤春夫辈,都到了场,展览会大获成功。同书画作品比较,展览会上傅抱石的篆刻作品与篆刻技术现场演示,他的篆刻震惊了整个日本艺术界，称之为“支那篆刻神手”，取得了更加轰动的效应。应该说此次个展的成功，无疑是傅抱石艺术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两人间的友谊由此开始，直至傅抱石辞世。

1958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傅抱石画集》问世了。这是傅抱石有生以来第一部精美的大型画册。郭沫若为题辞:“抱石作画别有风格,人物善能传神,山水独开生面。盖于旧法基础之上摄取新法,而能脱出窠臼,体现自然。吾尝言:我国画界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 南石则抱石。今北石已老,尚望南石经历风霜,更臻岿然”这百余字的题辞概括了傅抱石绘画艺术的精髓。其中“经历风霜, 更臻岿然”8个字,尤其包含了这位良师益友对傅抱石的爱护、勉励和鞭策。1959年夏,傅抱石、关山月共同接受了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根据毛泽东主席《沁园春•雪》的诗意,为即将落成的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壁画。周恩来、陈毅、郭沫若和画家们一起探讨了画面的整体构思,然后由郭沫若同傅抱石再作进一步研究。针对原词“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句,郭沫若提出,主席写这首词时,全国没有解放,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天已经晴了,因此画面上要画出红日,表现太阳升起来以后的自然景象。傅抱石综合了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的意见设计出小样,几经推敲而后定稿;近景是高山苍松,远景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雪山蜿蜒,云海茫茫,一轮红日高悬,辉煌灿烂。9月27日,毛泽东主席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6个字,由傅抱石和助手一起把原迹放大临摹在画面的左上方。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傅抱石、关山月终于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这幅气魄宏伟的垂世之作。　

早在40年代郭沫若在重庆居住时,书房里就挂着傅抱石赠送的条幅《桐荫读画》,郭沫若曾专门为画的来历写过一篇感情真挚的散文。50年代郭沫若住在北京西四大院胡同5号时,南屋会客室的墙上挂的也是傅抱石的作品,题为《九老图》,是画家的一幅人物佳作。文革前郭沫若从大院胡同迁入什刹海前海西街新居,傅抱石专门为郭沫若新居，画了一幅《拟九龙渊诗意》。画面上群峰起伏, 烟云缭绕。飞瀑自天际悬垂,顺势而下,湍流不息。前景一巨石矗立,雄浑伟岸,崖头霜叶纷披,沟壑以铁索相连。一行游客驻足林边空地,站在前面的画中人物正临风眺望,烂漫秋色尽收眼底。显然,画面上那迎风站立的人物,就是画家心中的诗人形象。题款:“沫公、立群夫人垂赏即乞诲政，一九六五年春敬写九龙渊诗意　傅抱石南京并记”。这是傅抱石一生创作的郭沫若诗意画中尺幅最大、气势最见磅礴的一幅，也是为这位相交30余年的挚友，所作的最后一幅画。那用水墨皴擦点染的高山流水,并非九龙渊的写实,而是沫若诗情与抱石画意的交响,是诗人与画家30余年友情的汇集,是天地的呼吸、自然的脉动。傅抱石在完成此画的当年秋天,因频繁发作的高血压,和难以割舍的诱发艺术灵感的酒,夺去了他的生命。郭沫若曾因此惋惜不已。傅抱石或许九泉有知,他以《拟九龙渊诗意》中那巍然耸立的山崖, 湍流不息的飞瀑, 陪伴着郭沫若经历了10 年的动乱,又和郭沫若一起走过人生最后的路程。

郭沫若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15年。1988郭沫若故居被设为郭沫若纪念馆。馆中陈设了郭沫若先生一生工作和文化经历的遗物。其中有一方印章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方寿山碓下黄印章，圆雕辟邪瑞兽钮，体量硕大、材质良好，包浆润古、雕琢精良。是傅抱石为郭沫若所刻，印文刻“郭沫若”白文印（著录：上海书画出版社《近代书画家款印综汇》P619），边款：一九五九年八月，沫公延利。抱石。北京。通过对傅抱石年表的查阅可知，是年7月傅抱石赴北京与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巨作，至9月下旬完成，9月27毛泽东为此画题“江山如此多娇”。印作时间与傅抱石年表记载时间十分吻合。

而本件拍品傅抱石为郭沫若刻”石沱“自用印，亦为寿山碓下黄石，章材伟岸硕大，质地温润凝腻、包浆古穆；圆雕辟邪瑞兽钮，后卧前蹲，昂首瞋视，肌骨健硕具极强的力度感。二印无论尺寸、石材、雕工均完全一致。原来郭沫若纪念馆中所藏傅抱石刻“郭沫若”生前常用的名字印，与本件拍品为对印。所作印文曰“石沱”，边款：沫公正刊，抱石。印文“石沱”二字典出周秦古文字，而字义的来历，在中华书局1985年版容庚所著《金文编》第728页中，有十分明确阐述：“郭沫若原名开贞，《说文解字》“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贞、鼎二字古代可通用。三十年代，郭沫若为避国民党文网，改笔名为“鼎堂”发表金文考释之类学术论文。“石沱”系由“鼎”变化而来，周代末期的铭文中常称鼎为“石沱”或“石它”旁边各加鼎旁，“鼎旁石它是鼎的一种别名。”。

被赞为“国画之魂”的傅抱石，因其画名盖世，故在篆刻艺术上的成就为画名所掩。其实早在年轻时，因其仿作赵之谦印足以乱真，曾在南昌城引起轰动，如同张大千仿石涛画起家并被传为佳话。其实他的艺术生涯是从篆刻开始的，自诩“印痴”。早年的傅抱石除深研赵之谦篆刻，还阅读古今印谱，年方22即完成《摹印学》，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脉络贯通，论述精到，许多插图亲手绘制，洋洋四万多字全用小楷写就。1935年在日本举办《傅抱石金石书画展》时，他的篆刻震惊了整个日本艺术界，称之为“支那篆刻神手”。纵观此印，所用篆法高古富含金石韵味，刀斫斧削大气磅礴，铁线犀利英气逼人。水准之高绝不让吴苍石与齐白石，可谓之三石鼎立耳。

众所周知傅抱石、郭沫若的个人书画真迹，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上本已是炙手可热、屡创佳绩的抢手货。较之傅抱石的书画作品，其篆刻作品则更为珍贵罕见，现身拍场的真品之作屈指可数。在2012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忆梅庵物——罗寄梅夫妇七十年珍藏专场中，拍品号为5519的傅抱石为罗继梅夫人刘芳刻制，尺寸仅为0.7x0.7cm，高4cm的“刘芳”印，就以281万成交。而本印尺寸为4.4x4.5cm，高9.5cm，堪称巨制。更何况此印是傅抱石为当代文豪郭沫若先生所制，郭沫若的自用印能现身拍场，实属不易目前尚未有见。且来源于郭沫若家属，十分可靠，并经由《傅抱石全集》、《傅抱石所造印稿》著录。而郭沫若的书法，市场表现亦属不同凡响。在2015年广东崇正春季拍卖会上，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九藤书屋”的藏品，郭沫若作于1964年行书书法“建设”以1610万人民币价格成交。这是一方能将两个中国当代顶尖大家于方寸间聚集，使之笔墨交融，翰墨一身情缘的奇印，是书画印坛中难得的一段佳话。不凡之品一定会有不凡的市场表现，必将再创傅抱石篆刻作品的价格新高。

 
吴昌硕刻青田石闵泳翊自用印
印文：甲申十月园丁再生，边款：缶老。
尺寸：3.2X3.2cm，高6.8cm
估价：80万-120万

来源：吴东迈旧藏，刘汉麟递藏。
出版：《苦铁印选》卷三，1950年宣和印社原钤本四卷，方节庵辑。
出版：《晚清四大家印谱》卷四《削觚庐印选》p70，1951年宣和印社刊行，方节盦编。
出版：《苦铁印选》第九册，1977年9月日本书学院13册全（含释文一册）。
出版：《苦铁印选》p312，1980年文史哲出版社据原本影印刊行，汇为一册。
出版：《中国篆刻丛刊第三五卷—吴昌硕（四）》p59，1981年日本二玄社刊行，小林斗盦编。
出版：《吴昌硕作品集-书法篆刻》p60 ，1984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西泠印社联合刊行。
出版：《吴昌硕印谱》p239，1985年10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刊行。
出版：《篆刻—临时增刊八》P20，1988年3月日本东京堂刊行，北川博邦（日）编。
出版：《吴昌硕印影》p75，1992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刊行，戴青山编。
出版：近现代篆刻名家精品《吴昌硕印集》1998年5月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贾德江编。
出版：中国近代印坛三大家《吴昌硕篆刻作品集》p79，2000年1月广西美术出版社，戴青山编。
出版：《篆刻全集-8吴昌硕》p115，2001年1月年日本二玄社刊行，小林斗盦编。
出版：《苦铁印选稿本》3-96，2003年陈康健编辑吴昌硕刻印辑成。
备注：此谱原系方节庵辑拓《苦?印选》之散印，方去疾旧藏，后经陈康健比对《苦?印选》原谱之排例重辑黏贴而成，亦成四册，但无边款。总录四百四十枚印拓。题签亦仿原谱诸乐三、吴东迈、陈运彰及方去疾诸家所书。
出版：《中国历代篆刻集粹9-吴昌硕》P31，2007年6月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吴昌硕全集-篆刻卷》P511，201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众所周知，吴昌硕一生中为他人刻印最多的，就是这方印章的主人，朝鲜贵戚闵泳翊。前后30年间，吴昌硕共为闵泳翊刻了约300方的印章，其中在《吴昌硕印谱》、《田黄堂印谱》中确认的就有213方，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尤以此件“甲申十月园丁再生”最为著名，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闵氏父亲遭难、本人亦遇刺险遭丧命，遂亡命中国。是其劫后余生的一种心里写照，观此印印风，是以吴氏石鼓文书法入印，参以古封泥的形貌创作而成。巧妙的是，在全印上紧下松的篆法风格下，印作很容易头重脚轻，而申字下部留白巨大，，作者十分神奇的将丁字以金文法作大红点而偏右，全印顿付安然，此字堪称“印眼”。高手治印当如此，于不动声色中巧加挪移，令人移易不得。置之300印品中，无疑为上上品也。闵泳翊（朝鲜语：민영익，1860年—1914年）是朝鲜最后一个王朝的王妃——闵妃的侄子，字遇鸿、子相，号芸楣、竹楣、竹宾、园丁、兰阜、千寻竹斋，赐号礼庭。闵台镐之子，后过继给闵升镐做养子，骊兴闵氏的代表人物，近代朝鲜著名的书法家。泳翊“幼颇慧悟，嗜书画”，10多岁时就在朝鲜画坛上占有一席之地。1884年12月，闵泳翊在甲申政变中被刺，险些丧命，面对残酷的宫廷斗争，年轻的他只得亡命他乡，先是客居香港及广东，而后是苏州及上海，凭借着他深厚的汉学功底及精湛的书画造诣立足于中国。

闵泳翊在今上海市北京路瑞康里766号建立“千寻竹斋”，作为自己在中国的家，自己也以此为号。喜好交友、耽于艺术的闵泳翊来上海后，很快便融入了海派书画家群体，与吴昌硕、任伯年、胡公寿、钱慧安、蒲华等结交。尤其与吴昌硕友情很深，据朝鲜人金圭镇回忆，他曾在1891年去中国拜访吴昌硕，吴昌硕问他：“你认识闵泳翊先生吗？”金圭镇回答：“还没见过他。”吴昌硕突然改变脸色而不再理会他，同时金圭镇还称：“闵泳翊从1886年以来到苏州找吴昌硕后，便沉醉于艺术的忘我之境。”这些记录显示吴昌硕很看重闵泳翊的才华，也说明了闵泳翊来华后与吴昌硕的深厚情谊。而吴昌硕在闵泳翊去世后写的长诗《挽兰丐》序中写道：“（闵泳翊）客沪上，交卅余载，嗜予刻印”，据此可知他们的交情已经达到30余年。闵泳翊于1883年1月底来中国天津，吴昌硕正好也在1883年2月初因公来津，两人在天津邂逅相识不无可能，也符合吴昌硕“交卅余载”的记载。闵泳翊书宗颜真卿，以画兰撇竹驰名艺坛，笔力雄健、气格清逸。当时沪上艺苑有“海上三丐”之称，“书丐”为高邕、“印丐”为吴昌硕、“兰丐”即是闵泳翊，可见这位朝鲜艺人在海上的名声。每到星期天，闵泳翊会邀请海上画派的诸位友人相聚于“千寻竹斋”，喝酒吟诗，挥洒丹青，笔走龙蛇。

1911年夏，吴昌硕正式移家上海，1913年初春，由王一亭介绍，迁北山西路923号（今山西北路），而闵泳翊的住所“千寻竹斋”，位于北京路瑞康里766号（今北京东路），从民国初年的上海地图上看，两家住址仅隔了条苏州河，相距不远，这客观上或许也为彼此间的交往创造了一个便利条件。此时，两人同为遗老身份，一个怀着亡国之痛，暴饮暴食，意志消沉；一个不满于辛亥后的时局，年逾花甲，又体弱多病，彼此同命相怜，感情日笃便不难理解。吴昌硕有一方“园丁课兰”朱文印，从印风看大约刻于70岁左右，边款云：“园丁近况，苦铁知之，为之治石”，寥寥数语，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作为书画名家的闵泳翊尤对吴昌硕的篆刻相当崇尚而服膺，从他与吴昌硕相识之初就开始请其治印，在以后的日子里，从未间断，这位“海上兰丐”与“海上印丐”的金石缘、书画情近三十年。而吴昌硕为他刻的一系列印章，犹如一部印史，记录了他多舛的命运和深切的哀怨：“甲申十月园丁再生”，甲申年即1884年，闵泳翊在当年差点被开化党刺客暗杀。吴昌硕共为闵泳翊刻了300多方印章，其中“椒房贵戚”、“石韫尚书”记录了他曾显赫的身世。而“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显示了他对梅竹的深爱青睐和崇拜梅竹和情操气节。在《吴昌硕印谱》、《田黄堂印谱》中得以确认的有213方，令人咋舌。闵泳翊去世后，秘密发葬，未及告之吴昌硕，缶翁事后闻之，不禁为“只恨弥留之际欠一面”而“涕泗滂沱”。《挽兰丐》一诗中云：“天涯回首谈性情，樵青涤器烹中冷。而今宛如折足铛，安得专气致柔养长生。君隔蓬莱弱水，望我颜色红如婴”，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动容。在闵泳翊去世四年后的1918年，吴昌硕还为缅怀好友而刻有一方“兰涯”印，此印也成为两人一生友情的最后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