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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嗣治《相依》:巴黎画派中唯一被国际认可的亚裔大师

发布时间:2016-05-13 新闻

藤田嗣治 相依
1933 年作
纸本彩墨
49 × 44.5 cm
签名:嗣治 Foujita mexico 1933
说明
藤田嗣治编年目录作者赛尔薇 · 比松夫人鉴定为真迹 附保证书
来源
法国私人收藏

 

我的希望是在画之前,物体与自我融为一体,凭直觉动笔。以万念皆空的心情任线条流淌 出来,从第一笔开始就不要去预想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的结果才是最有意思的。直觉产 生的线条有着深远的无限性。线条不单纯是轮廓,而是来自物体核心的探求。画家必须对 物体深刻地凝视,捕捉住准确的线条。


——藤田嗣治

 

作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位取得世界性声誉的油画家,藤田嗣治将优雅细腻的东方韵味融入现代油画的形式语言中,在乳白的底色上勾勒纤细灵动的墨线,施以梦幻般的柔和色彩,浪漫而略带忧郁的精神气质迅速获得巴黎画坛的青睐,而概括内敛的东方形式更是再度唤起了现代艺术方兴之际欧洲对于日本浮世绘的倾倒之情。作为“巴黎画派”的群体中唯一的日裔画家,他被盛赞为“巴黎的宠儿”。


艺术家藤田嗣治

藤田嗣治最初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的老师,是被誉为“日本近代油画之父”的黑田清辉,这位将介于古典写实和印象派之间的外光技法移植到日本的画家要求学生将黑色从调色板上排除出去。这种做法遭到了年轻的藤田嗣治的反对,他质疑道:“作为东方人和日本人,熟知黑色的韵味,作为生命的黑色为什么不能在油画中使用?我决心在日本人的油画中使用黑色。”在很多日本油画家还沉浸于明治以来对于西方油画风格的迷恋之际,藤田嗣治对于日本民族审美精神的自觉确实展现出一种超越时辈的大师气质。


1905年,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合影。后排右二为藤田嗣治

1913年,藤田嗣治来到巴黎,各种现代流派兼容的自由风气 给他以极大的鼓舞,而他以“日本人的生命”为立足点的绘画观念 和风格实践也日渐成熟。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批融合了日本绘 画技法的裸女题材油画,这些作品与热衷于视觉兴奋和炫目色彩 的现代风格背道而驰,暖灰色的基调与淡淡的阴影、纤细的墨线相呼应,赋予了笔下女性以含蓄优雅的东方气质,不仅赢得了巴黎观众的喝彩与评论家的关注,更引起了毕加索等活跃于巴黎的画家同行们的浓厚兴趣。


1950年,毕加索和奥西普·扎德金出席藤田嗣治个展开幕式


藤田嗣治的作品(中)与米罗(左)和毕加索(右)的作品悬挂在一起

1929年,享誉欧洲画坛的藤田嗣治回到阔别十七年的日本,在日本画坛喧嚣的争论中举办了大型个人展览,并在此后三年间前往南美旅行,完成了一批展现各国风情的人物肖像作品,其中就包括1933年完成的这幅纸本彩墨作品《相依》。

藤田嗣治创作于该时期的其他作品:
左:藤田嗣治《墨西哥母女》1933年 山口下关市立美术馆藏
右:藤田嗣治《墨西哥少年》1933年 东京目黑区美术馆藏

1933年4月,藤田嗣治从墨西哥出发,前往美国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住了六个月。藤田嗣治此行南美,画了许多各国风情和人物肖像,成为他作品群中独特的一道风景。从整体上看,藤田嗣治南美旅行期间,让自己的风格适应巴西的色彩,画风发生了变化,色彩更加丰富,出现了始终没有使用过的深红、深绿、蓝色等,过去用墨线勾勒的素描也消失了, 然而始终不变的十七一以贯之的高贵的精神气质,艺术家舍弃了对视觉兴奋的追求,以淡淡的阴影与纤细的墨线相呼应,营造出独特的幽玄薄墨境界。

 

南美时期 V.S. 过往创作

南美旅行期间的作品从色彩上、墨线的勾勒上都有别于过往的作品
左:作品《相依》
右:藤田嗣治 《有猫的自画像》 1931年 绢本水彩 44.4×34.3cm

 

日本传统绘画材料的使用,为藤田嗣治发挥其优雅细腻的风格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流畅的线条勾勒与微妙的光影晕染借助彩墨的传达,细腻的描绘了画面中男女主角的面庞,这种对于皮肤质感的着迷构成了藤田嗣治艺术风格的一大特色。在对人物的表现中,藤田嗣治专注于人物精神气质的把握,瘦削而目光坚定的男性与裹着头巾的女性神色中流露的沉静与忧郁形成对比,造型的技巧再次也涵容于精神之中,共同生成一种弥散开来的视觉感受,而那些在轮廓边缘如光晕般溢出的特殊效果,无疑更加强了画面的神秘效果。

 

精彩的人物面部白描


流畅的线条勾勒与微妙的光影晕染勾勒出瘦削而目光坚定的男性


裹着头巾的女性神色中流露出沉静与忧郁

由此看来,此幅肖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写生习作,形式技巧和人物气质方面自然流露出的敏感、细腻、内敛而略带忧愁的气质,都带有鲜明的“藤田风格”烙印,展现出艺术家作为一个始终抱定日本传统美学理想的现代油画家,其精神上与日本民族性格的血缘关系。而这种气质,也正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作为现代艺术中心的巴黎所钟爱的气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巴黎画派”的一致倾向,但藤田嗣治结合东方经验对技法的改造,无疑使他的风格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贯彻,当之无愧地成为“巴黎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