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方彝高13.14、口横14、口緃12厘米。造型魁伟，器壁厚重，器身侈口，短颈较直，腹部呈弧形鼓出，圈足较高，足沿外侈，每侧有一个门洞形缺口。鼓腹增添了器体在造型上的曲线变化，使器物在庄重中不失优雅，肃穆中平添生气。传世曲壁鼓腹方彝皆为重器，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作册夨令方彝，日本根津美术馆的荣子方彝，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折方彝等。目前已知世界范围著录的这类方彝仅有17件，绝大多数为博物馆收藏。康丁方彝是目前可合法流通的唯一曲壁鼓腹方彝。

容庚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中指出，此种方形彝无所系属，故别为一类，乃名之曰方彝。后世出土的这类器物铭文中也未发现器名，因而考古学界仍沿袭容庚之说，称其为方彝。然而目前所称的方彝有的器形亦接近方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亚丑方簋，除去双耳则器形与无盖方彝无异。这类无盖方彝在古代的名称和确切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器内底铸铭文四字，为典型商晚期的字体和文风。

关于铭文的解释，历来有“康丁女皿”，“康女丁皿”，“女康丁皿”等多种意见。“康”是是祭祀对象的名号，郭沫若先生在其《甲骨文研究》指出：“康字训安乐，训和静，训广大，训空虚。......康字必以和乐为其本义，故殷周帝王即以其字为名号。“有趣的是，商朝第二十六位帝王的庙号也是康丁。吴镇烽先生解释，“上古时期，王侯可以称”孔甲“、”康丁“，一般贵族也可以用其命名，”母康丁，皿“就是皿族首领过世的母亲，名叫康丁。这件方彝就是皿族首领为祭祀母亲康丁而铸造的礼器。唯传世铜器人名中冠以康的并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该方彝受祭人的地位。

典型的传世皮壳，见证了明清两代青铜鉴赏学蓬勃发展的盛况。

整器皮壳色泽均匀莹润如玉，在淡枣皮红的底张上间有斑驳的红斑绿锈。其绿锈纯青如翠，红锈如丹，正契合了曹昭《格古要论》中对古铜色的鉴赏标准，是历来鉴藏家所宝爱的传世皮色。上海博物馆所藏，清宫旧藏的戉箙卣皮色与本器接近，而不同于一般清宫旧藏铜器磨光敷蜡的黑皮壳。本器与戉箙卣应为传世年代早于清中期的罕见早期传世铜器例子，其出土年代可能上推至明代。

商周之际青铜礼器中最高级的纹饰。

该方彝造型与妇好偶方彝、耒方彝有相似之处，但更接近西周早期的万甫方彝，纹饰和铭文字体具有商代晚期的时代，所以它的时代应断定在商代晚期后段，约在帝乙、帝辛（纣）时期。其兽面纹层次分明，凹凸有致，突出了眉、眼、鼻等各处的刻画，给人以庄严凝重之感。其鼻梁处以扉稜的形式表现，扉稜的雕铸亦笔直厚重，其丰富的层次与雄强的气势可谓商周青铜礼器中最高级别的纹饰工艺，与皿方罍器身所使用的的兽面纹搭配云雷纹，结合扉稜的雕铸工艺可相互参照，二者均给人以雄浑庄重，富丽堂皇之感，是为商周青铜礼器狞厉与雄强之典范。

明代五十两金锭目前所知，考古出土的仅有两例，一是1972年陕西太原南郊黄陵村明晋王墓出土了两枚五十两金锭；另一是2001年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了两枚五十两的金锭。除此之外，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曾收藏有一枚永乐十七年的五十两金锭，2009年春季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的拍品中曾见有一枚永乐元年的五十两金锭。依据可见的公开资料，明代五十两金锭存世数量不超过十枚。

这枚铭文为「嘉靖四十年十月内户部造足色金一锭、五十两重」的金锭，可以说并不属于云南上解的年例金。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有用白银市金的情况。《续文献通考》卷23记载，嘉靖四十三年「至十月又谕户部发银五万两买黄金、香料」；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又命户部催买云南九成金二千，八成、七成金三千」。崔敏是弘治到嘉靖年间的宦官，史书也记载明代皇帝命其发户部银六万市金的故事。在明代，户部掌天下户口、田赋之政令。各地田赋折银都上缴到户部，户部为满足皇室需求，将收缴的白银通过购买形式转化成黄金、并铸造成金锭。今所见这枚铭文为「嘉靖四十年十月内户部造足色金一锭、五十两重」的金锭，当与此有关，与一般的赋税折色不同。所以，具有特别的意义。

本件嵌红铜阿拉伯文铜香炉，卷唇翻沿，束颈鼓腹，对峙双耳，下承四足，造型上有着传统宣德炉的经典元素。整器方中寓圆，线条优美，衔接自然，印文流畅，施铸精良。炉底置四个「戈」型足，代表传统中华文化，足底呈「半月」形，代表伊斯兰星月文化。两种文化的高度融合于足部的设计中，盖见施铸者宛若天成的绝妙用心。

炉腹周围上下各起一道弦纹，中间留白处宛若经卷舒展，其间用红铜镶嵌阿拉伯文赞词。其意大致是祈祷赞美真主及《圣训》中的祈祷辞——「真主是众世界的主宰，也是至大独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嵌红铜赞词行文微鼓凸显，字体书风布局合理，视觉效果极佳。阿拉伯文铜香炉作为宣德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明至清一直有所铸造，且大多阿文印文以铸刻形式存在。而如此种错嵌红铜工艺阿文印文工艺可能属于更早期及更高等级规格的存在，这点在同时期的明代错嵌红铜佛造像上也有体现。

炉底有两枚印章题款，其中大印：「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小印：「臣马大臣」。字口清晰，章法得体，布局严谨，互为呼应。大明正德五年即西元1510年，「回回 掌 教」在明代指称各礼拜寺主持宗教事务的「伊玛目 (’imām) 」。「钦赐」指皇帝亲自赏赐。大印十二字题款传达的历史信息为：此铜香炉乃明武宗于正德五年专门赏赐给礼拜寺「伊玛目」的。小印四字题款表明负责监制铜香炉的朝廷官员姓名为「马大臣」。炉底大印款未指明具体的姓名，说明不单单赏赐一位回回掌教，很可能是铸造并赏赐了一批此类阿拉伯文铜香炉。《明武宗实录》等相关资料也表明，明武宗不仅钦赐一批回回掌教阿拉伯文铜香炉，而且各地重要的礼拜寺也蒙朝廷赐予寺额、瓷器等史实。这也是继"宣德三年皇帝铸造宣德炉赏赐天下"后，明朝政府于「正德五年的又一次规模化的御制铸炉赏赐」的国家行为。

目前面世的此类铜炉存量稀少，且大多为各大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民间难觅踪迹。可参见甘肃博物馆馆藏一具为国家一类文物（1999年兰州市境内出土），另外宁夏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也各有一具。通过比对可见此件铜炉与甘肃博物馆镇馆藏品，无论其年份、器型、铜质、款识、工艺、施铸等都如出一辙，应为同一批次正德皇帝赏赐之物。作为正德本朝宫廷御用监造的标准器，也是落款正德年制阿拉伯文炉之始。

更为难得的是，此炉原属中原大家族收藏，百年传承珍惜爱护，整器尚留有原着色皮色，品相完美至臻，包浆熟厚老到，历史特征明显，印文款识清晰完整。器型沈稳而不失灵动，高贵典雅而不失礼仪，实属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高度融合，完美和谐统一的重要器物。

明正德「马大臣」阿文铜方炉

国家博物馆藏

2.《馆藏牙雕暨明清铜炉特展》，台湾历史博物馆，1997年，页55，图121

5095

明

石叟制铜错银丝观音坐像

「石叟」款

H18.5cm  重1415g

RMB: 1,600,000－2,600,000

【备注】

福建资深藏家收藏

左图：明德化窑白釉何朝宗款观音像（故宫博物院藏）

中图：明铜嵌银丝石叟款观音像（故宫博物院藏）

右图：明石叟制铜嵌银丝观音大士像  （北京保利，2015.06.06，lot6373 ， 成交价人民币632.5万）

左图：明铜嵌银丝石叟款观音像（故宫博物院藏）

右图：明铜错银丝观音（王世襄旧藏）（北京保利，2009.05.30，lot1538，成交价人民币207.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