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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秋拍重点推出“近现代十大名家书画夜场”——张大千版块精品云集

发布时间:2010-08-05 新闻

张大千 荷花

设色纸本 立轴 193×103cm

    49年去国后,张大千辗转日本欧美香港台湾巴西阿根廷各地,念念不已的是故国家园梦。这在他当时的画作中极为多见,如他在日本上野公园不忍池观荷所作《南浦红荷》中即题诗云:“不是野芳解留客,故山归梦已无家。”此幅1959年怀不忍池荷花的《荷花》与此其实同一旨趣,都是发抒怀乡病的,故题款说:“忆不忍池上芙蓉正开,盛叹为此。”

    此幅以杨妃喻荷花、以杨妃爱情悲剧喻世事改易而归乡不得,似也为张大千市上流传作品中仅见之作。题诗云:“酒晕微消粉汗香,华清初遣试温汤。碧云不许笼娇面,凄绝它年太液旁。”恨、愁、悲、恋,可谓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呈现于画中,花则每每被掩、叶则群魔乱舞,其中杂草丛生,又以焦墨干赭为之,更增焦虑、烦闷、苦恼之情,足可令人为之扼腕。

 

张大千  徐则隐逸图

设色纸本  立轴 138×48cm

    1940年2月,张大千历尽艰险终于从日据下的北京逃回故里,避居于青城山。大概是心有余悸,此期张大千多有借古讽今、发抒块垒之作,如此幅以徐则隐逸故事入画、暗寓自己不堪俗世心态的《徐则隐逸图》。

    徐则隐逸出自《隋书》。他是隋时著名的道士,与“山中宰相”陶弘景高足王知远等人齐名,曾在天台山辟谷,“绝谷养性,所资惟松水而已”。后隋炀帝极力征之,不就。张大千此幅以此故事入画,显系寄寓和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无奈、忧虑以及对隐逸生活的欣羡,同时也含有以徐则自况的怡然自得。画中徐则大袖飘然,光头赤足盘坐于绣毯之上,仿佛在聆听松风泉鸣,神情放旷自达。泉边一童子执扇侍立。人物基本上为白描画法,造型近于明人,线条精谨秀润,神态细腻生动,背景用石涛山水画法,长松多干笔皴擦,焦墨点苔,笔墨放纵疏朗。

 

张大千  仿石涛山水

水墨纸本 镜心 119×52cm

    张大千用力于石涛之深,世所共知。以致至今坊间仍流传他曾以所临石涛骗过黄宾虹、陈半丁等一干巨眼、大家故事,可知其得于石涛者亦堪称神奇。不过,张氏之拟石涛,并不一味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而是随时有所增删详略,或由繁而简、或反简为繁、或水墨变设色、或册页而为中堂,形式各各不拘,要在于石涛精神处之神会。其所拟作,则无一不是石涛意趣,无一不是石涛面目,即置于石涛作中,人亦不能辨也。此等腕底波澜,自非大千不能有。

    此件1936年所作《仿石涛山水》即如此。该幅本系仿石涛《雨点皴》卷所作,其中气象万千、意境独绝,若非张氏自题为“略师其意”之作,恐怕无人会将其断为大千手笔。幅边又钤“道济长城”和“苦瓜滋味”两印,自可见张大千于此幅颇为自矜。其中“道济长城”印似极为罕见,且极寓张大千心思:“道济长城”本出南朝宋重臣檀道济自许长城故事,言其必得倚靠;而“道济”又借指石涛,“长城”意指石涛艺术极难超越;两者合称,显见张大千于此之自得如此。

 

张大千 策杖随云图

纸本设色 立轴 243×63cm

    尽管自1949年后即几乎再未谋面,张大千故友谢稚柳对张氏所作还是一望即知,且为题写过许多流传海内外张氏旧作。不过,即便是故友所作,能得后来身为全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组长的谢稚柳题拍案的,也极是寥寥。此幅《策杖随云图》谢氏题赞曰:“(张大千)中年绝精之作”,可知推许之高,不同一般。

    《策杖随云图》系张大千拟石涛之作,笔墨语言自不必赘言;即其形制,亦极罕见。张大千所作,竖幅横幅册页多有,惟243×63cm的规制,则或为仅见。又据题诗,可知石涛原作不过《石涛山水精品册》中一开,张大千据此而意造如此巨幅山水,其惊才绝艳可见一斑。

张氏既原样题诗,偏又略去石涛原诗颈联“往来发长啸,声闻拟千里”,似乎别有寓意。1930年代,张大千自蜀赴京,与当时在京社会名流多所交好,但尽管天纵英才,却始终名不显里不彰,抑郁于心。此处略去两句,或因此也。

 

张大千  露轻香冷

设色纸本 立轴 133×66cm

    中国传统绘画以意境为最,而构造意境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物象之间位置关系的处理,因此,虚实、掩映、疏密等的优劣就直接关系到意境高低。深得古法的张大千是深谙此中机妙的,其荷花题材作品更是翘楚。此幅《露轻香冷》中,荷梗、荷叶、荷花、荷瓣、水草等意象的两两掩映成趣即可窥一斑。

    张大千又将书之技法应用于画荷。所谓“画荷需要正、草、篆、隶四种书法技巧,荷花的干子要用篆书,叶子则是隶书,瓣子就是楷书,水草则用草书”之言,正可为本幅作一生动注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幅中所题诗,名为咏荷,其实别有心曲。1948年,山雨欲来,张大千去留无计,“也知巧作红颜好,只恐红消倍寂寥”之句即道出其中消息。

 

张大千  仿古山水四屏

设色纸本  四条屏 102×33cm×4

    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以此为里程碑,张氏艺术可断为前后两期,前期多仿古、拟古而略有自家风貌,后期则融通宋元而独具自家面目。此件作于敦煌行际的《仿古山水四屏》,应是兼具前后两期风格的制作。

    四屏皆仿元人,看似略不经意,而意趣横生。四屏两两相对,一写前人词句而颇得浪漫,一写前人旧题而脱略窠臼,极是大家。尤为突出的是其别具一格的浅设色法。张大千后期融通宋元而创沉着顿郁之泼墨泼彩法,前期却出入宋元而归于平淡天真之浅设色,其途虽异,其归却一。此亦可窥张氏天纵英才。

 

张大千   罗浮山黄龙峒

设色纸本 立轴 165×82cm

    敦煌之行后,张大千返回成都,随行不仅有家眷、门人等多达40余人,更有大批珍贵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和素材,以30万卷丰富的藏书闻名的贲园主人严谷声连夜腾出20余间房供其落脚,又把读书的小客厅安排为张大千的画室,甚至为他做了张楠木画案。严氏与张大千早在北京就已经建立了深厚交谊,此番借居故人寓所,张大千心情似极愉悦,相继创作出了《西园雅集图》、《杨妃戏猫图》等巨制。《罗浮山黄龙峒》即作于是时。

    《罗浮山黄龙峒》以连绵起伏的南汉故宫所在地为描绘对象,极尽山势腾挪变化跌宕生姿之能事,而其实却抒写了张大千当时一种奇特的心态。其题诗借南汉刘氏摄于赵宋声威于罗浮山凿洞建舰欲谋狡兔三窟却黔驴技穷故事,既愤慨于在日寇铁蹄下的旧京所受的遭遇,又暗暗庆幸能辗转至此。以故所作多所辗转起伏,为吐露心曲之用,自不可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