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城》之三
——陈丹青
陈丹青 《进城》之三
布面油画
1981年
74×56cm
估价RMB:10,000,000 – 15,000,000
所谓《西藏组画》,是我七件毕业创作在1980年展出后外界给予的名称。其实,当我在拉萨城创作时并没有幅数的预设,更没有作成“组画”的意思。为了背离巨型的、单幅的、叙事的、主题性文革创作模式,我选择了小尺寸的、多幅的、非叙事的、无主题的作法,一幅接一幅画,每幅画题也务求简单:《母与子》、《牧羊人》、《朝圣》、《进城》……。当时,影响我的不再是苏联大型历史画,而是1978年首次来华展览的“法国乡村画展”,其中库尔贝、柯罗,尤其是米勒的小幅油画给予我莫大的启示:有情节,但没有故事,有画面,但未必是主题。我们不能因此将他那些小小的农村生活画面—祈祷、拾穗、播种、收割—叫做《巴比松组画》,他也不过是一幅接一幅地画,用心意,惟在恳切的描绘、人物的内心、画面的深处.
在1980年左右的中国美术界,类似的尝试尚属初见。此前长期形成的创作观,是作者提呈一幅巨大的创作,然后给出意义明确的解释,并据以落实为作品的名称。因此当评家描述我那些小画时,同时面对七幅画,不便一幅幅称引画题,于是统称之《西藏组画》,沿用至今。
1980年我毕业留校,翌年取出在拉萨期间早已画出的部分素描草图,继续创作—我当年最为迷恋的印象,便是藏人进城互拽衣袖以防走失的淳朴相:《进城之一》画的是三位彼此牵衣行走的女孩;《进城之二》画的是怀抱乳儿的妻子拽着丈夫的长袖,也即后来被发表最多的那幅。这幅《进城之三》,是根据许多草图中夫妻进城的不同变体画之一,作成油画的。图中夫妻的行走方向及装束,与上一幅相异。后来去到纽约,我根据别的变体草图,画出进城之四、之五、之六……但毕竟失却真切的感受,远不如人在国内时画的这几幅了。
1981年我还画成另两幅西藏印象的油画:《荒原呼啸》与《风吹草低》,连同这幅《进城之三》,均末在国内发表过,众人熟知的所谓《西藏组画》,总是那七幅毕业作,它们被印刷出版许多次,现在想来,称之为“组画”倒也适恰,因为此后的作品不为媒介复制,便仿佛与“组画”无关了。
杜尚有言,一件作品之所以著名,并不在大作品本身,而在这件作品被人一再提及的次数。有幸而不幸,我的七件“西藏组画”至今被一再提及,有如重复戳盖的印记了,而稍后制作的篇幅,在我一面,未曾出示,在公众一面,也便不知,成了陌生的作品了—今次回看《进城之三》,我惊异于自己尚未出国前作画的专注与朴实,后来虽则大开眼界,单是米勒的原作就见及不止百幅,然而再也不能寻回彼时的纯真。现在我瞧着画中那位女子朝我看来的眼神,不知作何感想:她是我一笔笔画出来的,然而如今我也成了她目中的陌生人。